帝位爭奪戰(zhàn)
1328年8月15日，也孫鐵木兒死于上都，終年35歲。他的去世立即引發(fā)了元朝歷史上最血腥和破壞性最大的帝位之爭，爭奪的結(jié)果是帝系重新回到了海山后人手中，并一直延續(xù)到元朝滅亡。［1］ 也孫鐵木兒死后，四年前被封為皇太子的他的幼子阿剌吉八（死于1328年，亦被稱為天順帝）于10月在上都即皇帝位，擁立他的有中書右丞相倒剌沙、遼王脫脫和也孫鐵木兒的侄子、不久前被封為梁王的王禪。
與此同時，大都宮廷中已經(jīng)發(fā)生政變，目的是重使海山汗的兒子成為正統(tǒng)的皇位繼承人。［2］ 自愛育黎拔力八達在1316年以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長子和世■為皇太子后，試圖恢復(fù)海山兒子帝位繼承權(quán)的努力即成為一股政治暗流。也孫鐵木兒之死不過是為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機會。
卷入帝位爭奪的有三位關(guān)鍵性人物。雖然和世■和他的弟弟圖帖睦爾是帝位的競爭者，但推動帝位爭奪的實際上是海山的舊侍從燕鐵木兒。和世■與圖帖睦爾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曾受到政治迫害。和世■于1316年被封為周王，被派往遠離都城的云南，以給冊封碩德八剌為皇太子掃清障礙。為表示抗議，和世■在陜西舉兵，但很快失敗，在此后的12年中，他成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合臺諸汗的庇護下，居于中亞的塔爾巴哈臺地區(qū)。［3］ 1321年，碩德八剌將圖帖睦爾放逐到熱帶的海南島。三年之后，也孫鐵木兒將圖帖睦爾召回，封為懷王，不久又送往建康（南京）和江陵（湖北）。［4］ 作為前大汗的兒子，和世■兄弟在諸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各種政治變遷存留下來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隨者，依然效忠于海山汗的后人。但海山后人的重登帝位，靠的主要是燕鐵木兒的政治才能和軍事實力。
燕鐵木兒出身于一個在對抗乃顏（死于1287年）、海都和篤哇諸叛王戰(zhàn)爭中功名顯赫的欽察家族。［5］ 燕鐵木兒的父親床兀兒（1260—1322年）和他本人都是海山征討叛王時的統(tǒng)帥和海山即位的擁立者，海山在位時該家族的地位達到了頂點。但是，在其后的兩朝皇帝在位時，此家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孫鐵木兒去世時，燕鐵木兒出任級別不高但主掌要務(wù)的樞密院僉院一職?？赡苁浅鲇趯Ｉ郊易宓男е?，加上恢復(fù)本家族崇高地位的個人心愿，使燕鐵木兒起而反對也孫鐵木兒的后人繼位。
并不是所有參加兵變的人都像燕鐵木兒一樣與海山家族有密切的關(guān)系，參加者亦不都以海山的后人即位為主要目的。有些人要追究碩德八剌被殺的罪責，［6］ 還有些人則是因為不喜歡或懼怕倒剌沙、脫脫和王禪而參加兵變。［7］ 因此，帝位爭奪的最初階段是試圖使答剌麻八剌的后人即位。因為當時已沒有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后人在世，所以擁戴海山的兒子即位成為爭位的口號。［8］
1328年深秋也孫鐵木兒患病，燕鐵木兒立即著手組織兵變，他計劃在兩都同時動手。燕鐵木兒雖然職務(wù)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離開大都后掌管著留在都城的衛(wèi)軍，因為按照元朝的制度，樞密院和中書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隨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時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9］ 的協(xié)助下，燕鐵木兒于9月8日清晨成功地沖進宮中俘虜了烏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他大臣。但是，燕鐵木兒在上都的18名同謀被發(fā)現(xiàn)和處死。這樣，對立的兩派各控制了一個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鐵木兒馬上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并遣人報告在江陵的圖帖睦爾和在河南的蔑兒乞部人伯顏。［10］ 伯顏是帝位爭奪中的又一個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討諸王叛亂時是其手下的一個低級幕僚。［11］ 伯顏當時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能夠控制這個具有戰(zhàn)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調(diào)集所需軍隊和物資，并親自護送圖帖睦爾抵達大都。10月16日，圖帖睦爾在大都即位，并宣布當他的兄長和世■從中亞返回后即讓出帝位。
在隨后爆發(fā)的沖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為充分，因為他們支持的是前皇帝指定的繼承人。但是，這種道義上的說法是遠遠不夠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爭奪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爭位者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統(tǒng)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經(jīng)濟方面占有明顯的優(yōu)勢。大都派可以從中書省直轄地區(qū)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廣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而上都派只能得到嶺北、遼陽、陜西、四川和云南行省的支持，這些行省或是經(jīng)濟貧困地區(qū)，或是邊遠地區(qū)。［12］ 同樣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沒有人能像燕鐵木兒一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極具政治頭腦和軍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風，他們攻破長城的幾個關(guān)口，向大都逼近。但是，燕鐵木兒親自率軍往來作戰(zhàn)，很快使形勢轉(zhuǎn)而對大都派有利。對上都派的致命打擊是來自東北和東蒙古的突襲。可能是在燕鐵木兒的叔父、東路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帖木兒的影響下，許多東路蒙古諸王支持大都派。他們的軍隊在不花帖木兒和齊王月魯帖木兒（成吉思汗幼弟的后人）率領(lǐng)下，在11月14日包圍了上都，而此時上都派的絕大多數(shù)軍隊仍在長城一線作戰(zhàn)。驚慌失措的上都宮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絕大多數(shù)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捕，隨即被處死；年輕的皇帝阿剌吉八則被報失蹤。［13］ 上都的投降，掃清了海山后人繼承帝位的障礙。
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著大都派取得了全面勝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戰(zhàn)斗還持續(xù)了很長時間。直到1328年12月，在陜西的上都派還沒有放下武器，［14］ 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月才投降。［15］ 在當?shù)夭孔宓闹С窒?，以王禪以前的追隨者宗王禿堅為首的云南上都派頑強戰(zhàn)斗，堅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年3月才放棄了他們的努力。［16］ 也就是說，帝位爭奪戰(zhàn)及其引起的連鎖戰(zhàn)爭，使圖帖睦爾朝成了一個戰(zhàn)爭年代。
王忽察都弒君
與上都派的戰(zhàn)爭只是帝位爭奪的一部分。在這次帝位爭奪中最具戲劇性和悲劇性特色的是海山兩個兒子之間的斗爭。不管是圖帖睦爾還是燕鐵木兒，都不準備將帝位交給和世■，因為他離都城太遠，在皇位爭奪戰(zhàn)中沒起任何作用；盡管如此，和世■畢竟是海山的長子和正統(tǒng)繼承人，要以他的名義來爭奪帝位，他們不得不顯示出對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后，大都宮廷立即派人向和世■報告，敦請他前來大都即位。在察合臺汗燕只吉臺的陪同下，和世■從河中地區(qū)啟程前往漢地，并于1329年2月27日在哈剌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圖帖睦爾為皇太子，這完全是按照他們的父親與叔父的舊例行事。他被圖帖睦爾及燕鐵木兒貌似真誠的政治姿態(tài)所惑，指定自己的追隨者出任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臺的要職，這無異破壞了圖帖睦爾和燕鐵木兒在漢地精心締造的政治權(quán)利。但是，這不過是加強了燕鐵木兒除掉他的決心。［17］
兩個皇家兄弟于8月26日在海山時建為中都的王忽察都會面，重聚似乎彌漫著歡樂氣氛。但是，四天之后，和世■突然死亡。9月8日，圖帖睦爾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顯然是燕鐵木兒主謀的結(jié)果，可能是與圖帖睦爾合謀?！对贰っ髯诩o》記載和世■之死為“暴卒”。［18］ 私人撰史者權(quán)衡則明確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鐵木兒就是謀殺者。［19］ 1340年，和世■之子妥歡貼睦爾（順帝，1333—1370年在位）指責圖帖睦爾害死了他父親，作為報復(fù)手段，下令將圖帖睦爾的牌位從太廟中撤去。［20］
和世■沒有像他父親在20年前所做的那樣以“草原爭位者”身份奪得帝位，被一些歷史學(xué)家視為元代政治中草原邊疆因素終結(jié)和元朝對蒙古帝國勝利的標志。［21］ 在1303年蒙古人重構(gòu)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嶺北行省之后，草原地區(qū)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這一事實并未阻礙也孫鐵木兒作為“草原爭位者”與碩德八剌朝內(nèi)的謀反者密切合作，于1323年奪得了帝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與他的父親在都城官員的支持和軍事力量方面有極大的不同。作為草原諸軍的最高統(tǒng)帥，海山一直是元朝統(tǒng)治機器中的一分子并且與宮廷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因此在帝位繼承危機爆發(fā)時，以哈剌哈孫為首的京城官員都認為海山是合適的帝位繼承人；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先控制了宮廷，但他也只敢攝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于遙遠的中亞12年的政治流亡者。當弒君事件發(fā)生時，圖帖睦爾和燕鐵木兒已經(jīng)在漢地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統(tǒng)治機器，而和世■則是個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為全國最強大的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在即位時帶來了3萬人的軍隊；而和世■帶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名衛(wèi)士，在軍事實力上不可能超過他的弟弟。［22］ 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為他個人的問題，由于他是一個政治流亡者并缺乏政治和軍事的支持，而不是因為草原地區(qū)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夠使海山的后人在1328—1329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動1328年事變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與帝位繼承有利害關(guān)系的個人和集團的多股力量纏結(jié)在了一起。［23］ 這包括了希望恢復(fù)海山帝系的人，試圖掌握權(quán)力的色目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還有試圖擴大自己在官僚體系中影響的儒臣。
我們不應(yīng)過分強調(diào)這次皇位更迭的種族意義和思想意義。馮承鈞（1885—1946年）發(fā)展了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統(tǒng)的欽察人、阿速人與當權(quán)的回回人、蒙古人的斗爭的論點。［24］ 雖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為首者分別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兩派中，蒙古諸王和官員都與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
儒臣與大都派的關(guān)系似乎也很微妙。［25］ 大都派的首腦人物肯定沒有儒者傾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趙世延外，沒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積極參與。因此，在這次帝位更迭中，無論是種族還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準確的說法應(yīng)該是恢復(fù)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孫鐵木兒疏遠的諸王和官員組合在了一起，他們?yōu)閷崿F(xiàn)集團利益和個人野心而有效地將這一想法變成了一個激勵人心的口號。
燕鐵木兒與伯顏的專權(quán)
圖帖睦爾在位的四年被蔑兒乞部人伯顏，尤其是燕鐵木兒所左右。作為爭奪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鐵木兒和伯顏得到了蒙古歷史上帝國前所未有的權(quán)力和榮譽。燕鐵木兒被封為太平王，賜予蒙古人的榮譽稱號答剌罕和漢人的最高勛號太師。［26］ 他被任命為中書省右丞相并且在圖帖睦爾在位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中居獨相地位，還兼任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調(diào)宮相府事、奎章閣大學(xué)士等職。這樣，燕鐵木兒囊括了政府的政治、軍事、監(jiān)察和文化事業(yè)的所有權(quán)力。
為保住他的權(quán)力，燕鐵木兒在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個衛(wèi)軍機構(gòu)，其中3個是由他同族的欽察士兵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也顯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鐵木兒被允許以也孫鐵木兒的一個后妃及宗室婦女40人為妻。燕鐵木兒的親屬亦分享了他的權(quán)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兒，弟弟撒敦和答鄰答里，撒敦子唐其勢（死于1335年），都被委以要職。燕鐵木兒的四個姐妹中，有三個與皇室成員成婚。
蔑兒乞部人伯顏的權(quán)力和榮譽僅次于燕鐵木兒。［27］ 他是燕鐵木兒之外惟一兼任三職以上的人，給他的封號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書省左丞相，并長期任知樞密院事，此外還有許多兼職。與燕鐵木兒相同，伯顏直接控制著忠翊衛(wèi)和宣毅萬戶兩個衛(wèi)軍機構(gòu)，并被封為浚寧王。對他最高的榮譽是將忽必烈的曾孫女許配給他為妻。與燕鐵木兒一樣，伯顏的親屬也分享了他的權(quán)力。
盡管有很大的權(quán)力，伯顏似乎滿足于充當燕鐵木兒之下的副手?？赡苁腔谶^去在海山手下參加平叛戰(zhàn)爭時的同伴關(guān)系和在帝位爭奪中建立的關(guān)系，兩人之間顯然有一個妥協(xié)辦法。他們二人顯然代表了蒙元歷史上權(quán)臣的一種新模式，與過去的八鄰部人伯顏及玉昔帖木兒、哈剌哈孫或鐵木迭兒都不同。雖然八鄰部人伯顏和玉昔帖木兒、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后，他們作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顏，都表示出恭順和效忠。鐵木迭兒確實專權(quán)，但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沒有他自己的獨立權(quán)力基礎(chǔ)。相反，燕鐵木兒和伯顏不僅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在官僚體系和軍事體系上構(gòu)建了自己的權(quán)力。圖帖睦爾在位期間處于二人陰影之下，他自始至終充任的角色不過是名義上的皇帝和正統(tǒng)的標志，以及官職和爵號的分發(fā)者。
政治發(fā)展和財政政策
打著恢復(fù)海山帝系旗號并通過兵變掌握權(quán)力之后，圖帖睦爾政權(quán)對其政敵進行了血腥的清洗，并采取措施為奪取帝位制造合理性。在1328年11月上都投降之后，對也孫鐵木兒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徹底又殘忍。不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處死或放逐，他們的財產(chǎn)亦都被沒收。［28］ 宮廷中彌漫著極強的報復(fù)氣氛，甚至有人建議把所有隨同也孫鐵木兒巡幸上都的官員全部處死。［29］
此外，為使也孫鐵木兒稱帝不具合法性，圖帖睦爾不僅不給他謚號，還將其父親甘麻剌的牌位從太廟中移出并毀掉。清洗還延及和世■的追隨者。和世■被殺后留下來的三個主要支持者，在1330年或被處死，或從官場上消失。［30］
恢復(fù)名譽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于1332年）和知樞密院事也兒吉尼，他們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號。_0629_2［31］ 被愛育黎拔力八達處死和定上惡名的海山朝的尚書省丞相三寶奴和脫脫都被恢復(fù)了名譽，并將沒收的家財給還其家。除了海山的舊隨從外，對帝系回歸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職。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也孫鐵木兒的下屬機構(gòu)中回回人占明顯優(yōu)勢，在圖帖睦爾的中央機構(gòu)中，沒有一個回回人任要職，只有少數(shù)的幾個回回人在行省機構(gòu)任職，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為沉重的打擊。［32］
同樣重要的是，漢人儒官和他們的漢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更大的影響。只有幾個漢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書省平章政事，敬儼和王毅任平章政事分別為一個月及八個月，這是漢人官員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職；［33］ 汪古部人趙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時他已年老并且迎合燕鐵木兒；1330年，在御史臺的彈劾下，趙世延從中書省致仕。［34］
由于圖帖睦爾的即位很明顯是不合法的，為爭取貴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的封贈和巨額的賞賜對他來說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為重要。圖帖睦爾在位四年中，封了24個王，其中9個是一字王。在這9個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35］ 不僅在1329年恢復(fù)了歲賜，上都派被沒收的財產(chǎn)亦全部分賜給在帝位爭奪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計被易手的有125份私人財產(chǎn)。［36］
爭取蒙古各汗國承認的活動亦加緊進行。1329年，顯然是在和世■被謀殺后，木華黎的后人乃蠻臺（死于1348年）被派往察合臺汗燕只吉臺的汗廷，送去的禮品是窩闊臺汗在一個世紀前鑄造的“皇兄之寶”印章；燕只吉臺是和世■爭位的主要支持者，此舉顯然是要平息他對和世■被殺的憤怒。［37］ 第二年，推動了更廣泛的外交攻勢，三個宗王奉命出使察合臺、欽察和伊利汗國。西方三個汗國對這一姿態(tài)表示贊賞。在其后三年中，欽察汗國兩次派貢使前往圖帖睦爾的宮廷，察合臺汗國派貢使四次，伊利汗國派出的貢使則達八次之多。［38］ 這樣，圖帖睦爾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權(quán)，并且與西方三個汗國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因此很難把1328年的帝位更迭視為元朝與更廣泛的蒙古世界關(guān)系的轉(zhuǎn)折點。［39］
盡管有這些努力，在貴族和官僚中還是有對圖帖睦爾的非法即位的不滿，這成為政治不安定的一個重要根源。圖帖睦爾在位期間，至少發(fā)生了八次謀反事件，卷入事件的有好幾個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40］ 在這些謀反事件中，只有1330年以知樞密院事闊徹伯為首的謀反，是以和世■的太子為名義。［41］ 其他謀反的起因不詳，但是這些謀反顯然反映了在統(tǒng)治階層中對圖帖睦爾即位的不滿。
頻繁的自然災(zāi)害和少數(shù)民族起義，加劇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陜西、河南、湖廣、江浙行省都被嚴重和頻繁的旱災(zāi)和水災(zāi)所擾，上百萬人流離失所。［42］ 如此廣泛的災(zāi)害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損害。江南頻繁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尤其是西南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亦與政府有關(guān)。
在也孫鐵木兒朝以前，漢地民眾起義較少，因為忽必烈滅亡宋朝后成功地鎮(zhèn)壓了各地的起義。但是，元朝統(tǒng)治首先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始動搖，有關(guān)民眾起義的一篇論文指出：在1295年至1332年之間，在漢地只爆發(fā)了24次起義，而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爆發(fā)了131次起義。［43］ 在這131次起義中，發(fā)生在也孫鐵木兒朝的有65次，發(fā)生在圖帖睦爾朝的有21次。在兩朝內(nèi)發(fā)生的86次起義，有50次以上發(fā)生在湖廣，28次發(fā)生在云南。有些起義規(guī)模很大，鎮(zhèn)壓它們需要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不能只簡單地解釋為這兩朝政府的無能，還有這些少數(shù)民族對元廷的剝削和壓迫的積怨。在這兩朝發(fā)生的如此多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加重了元廷的財政困難，亦反映了元廷對這些邊疆地區(qū)控制的逐步削弱，并且是其后妥歡貼睦爾朝漢地爆發(fā)大規(guī)模起義的預(yù)示。
雖然政府與前朝一樣有沉重的財政壓力，但是沒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除了造成財政緊張的傳統(tǒng)原因外，與上都派的戰(zhàn)爭，鎮(zhèn)壓少數(shù)民族起義，對災(zāi)民的賑濟，都需要增加開支，并成為圖帖睦爾朝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正如一位監(jiān)察御史所言，僅1328年對抗上都的戰(zhàn)爭，花費就超過了政府歲入數(shù)倍。［44］ 征討云南的上都派，1330年一年的花費就至少有紙鈔63萬錠。［45］ 1329年政府用于賑災(zāi)的紙鈔是134.96萬錠，糧食25.17萬石。［46］ 由于這些花費和其他開銷，政府在1330年的經(jīng)費缺239萬錠。［47］
政府并沒有嘗試用任何激烈的手段來增加收入。為增加收入而采取的惟一措施是繼續(xù)實行也孫鐵木兒的賣官政策。［48］ 政府試圖削減歲賜、作佛事和宮廷的花費。如諸王、百官的參加即位朝會賞賜，按海山所定制，凡金銀五鋌以上的只給2/3。［49］ 上都每年作佛事165所，在1330年亦減為104所。［50］ 同一年裁省衛(wèi)士和宮廷服侍人員，裁掉的衛(wèi)士、鷹坊、內(nèi)饗及其他人員超過了1萬人。［51］ 通過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將財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數(shù)之內(nèi)。與此同時，政府通過海運從長江流域運來了充足的糧食，運到大都的糧食在1330年達到了石的最高水平。［52］ 可控制的財政赤字和大量的糧食儲備，使政府不用靠印發(fā)紙鈔來解決財政問題。這是使日用品價格仍保持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水平的部分原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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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實際權(quán)力大多數(shù)掌握在燕鐵木兒和伯顏手中，圖帖睦爾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營造宮廷的漢化即儒化氛圍。他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自己在漢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愛好。［54］ 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圖帖睦爾可能是最博學(xué)和最多才多藝的人，他很早就顯示出了廣博的知識和藝術(shù)愛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懷王時，身邊就有很多著名的漢人文學(xué)家和藝術(shù)家。［55］ 圖帖睦爾據(jù)說有極好的漢文和歷史知識，在詩歌、書法和繪畫等方面都頗有造詣。作為中國繪畫和書法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圖帖睦爾完全可以與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說他將徽宗作為自己的樣板。
作為一個有修養(yǎng)的中國皇帝，圖帖睦爾采取了許多尊崇儒教和倡導(dǎo)漢文化價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圖帖睦爾派遣官員前往曲阜代祀孔子，［56］ 第二年又加封儒學(xué)先賢封號。［57］ 1330年，皇帝本人親自參加祭天的郊祀，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參加此項中原王朝傳統(tǒng)的重要祭祀。［58］ 為發(fā)揚儒家道德，宮廷每年都表彰許多孝子與節(jié)婦。［59］
為阻止?jié)h人追隨蒙古人和非儒家習俗，1330年下詔：“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漢人和南人嚴禁實行收繼婚制。［60］ 同時，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漢人的習俗，蒙古和色目官員在1329年準許按漢人習俗為父母守喪三年。這是對前一年也孫鐵木兒頒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名的規(guī)定的否定。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歡貼睦爾重申，并將漢人的行喪習俗推廣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實行。［61］
圖帖睦爾倡導(dǎo)漢學(xué)最具體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閣學(xué)士院。［62］ 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閣學(xué)士院，為其設(shè)定的職能就是“進經(jīng)史之書，考帝王之治”。［63］ 其職能包括向皇帝進講儒家經(jīng)典和漢文史籍，教育貴族子孫和年輕怯薛成員，收集、校正和編輯書籍，對皇室所藏繪畫和書法作品進行鑒定和分類。先后在學(xué)士院任職的113名官員中，有許多著名的漢族士人，包括學(xué)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許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歐陽玄（1283—1357年）、蘇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64］ 此外，還有當時最杰出的漢化蒙古和色目學(xué)者：畏兀兒翻譯家忽都魯都兒迷失，汪古學(xué)者兼政治家趙世延，克烈部詩人阿榮（死于1335年），著名康里書法家?guī)u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學(xué)家鐵木兒塔識（1302—1347年），年輕的伯牙烏部進士、才華橫溢的蒙古士人泰不華（1304—1352年）。上列諸人無疑是各族學(xué)者和藝術(shù)精華的代表，在元代各個機構(gòu)中各族學(xué)者任職可說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個政府機構(gòu)中集中如此多的干才，從事各種文學(xué)、藝術(shù)和教育活動，這不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與唐玄宗時的集賢院相媲美?？麻w學(xué)士院的各種活動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它們通過給予他的朝廷一個“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來改變皇帝的形象。［65］ 由官方推動的藝術(shù)和文學(xué)修養(yǎng)，也可說是皇帝本人愛好的延伸。圖帖睦爾有很多閑暇時間，他把這些時間都用在奎章閣臨池賞畫。奎章閣學(xué)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畫家柯九思，得到了圖帖睦爾的厚愛。虞集起草詔旨為皇帝的正統(tǒng)辯解，并且著文寫詩歌頌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實學(xué)為皇帝效力；柯九思則以鑒賞書畫取悅皇帝。［66］
奎章閣學(xué)士院確實編輯和出版了一些著作。［67］ 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圖帖睦爾朝的標志是編輯了大部頭的政書《經(jīng)世大典》。⑤按照唐、宋的《會要》體將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資料和法律規(guī)定編輯于本書中，其目的就是強調(diào)元代的統(tǒng)治與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一樣完美。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名義上是由燕鐵木兒監(jiān)修，但主要負責此事的是虞集。該書的編輯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個月時間全部完成，共計800卷，分為10編。前4編為君事，為編輯這4編，以前禁止?jié)h人接觸的許多蒙文資料被翻譯成了漢文。另6編為臣事，按照儒家經(jīng)典《周禮》和《會要》的體例編排。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資料，《經(jīng)世大典》不但是圖帖睦爾的驕人成就，對后來的歷史學(xué)家也頗有益處。它為明朝初年編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資料。雖然該書在1509年至1605年間散佚，但許多部分收入明朝類書《永樂大典》。［68］ 這些保留下來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盡管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奎章閣學(xué)士院卻未使元政府更為儒化。由于官僚體系操縱在燕鐵木兒和伯顏手中，他們并不贊成皇帝的漢化傾向，所以奎章閣學(xué)士院的影響只是局限在宮廷內(nèi)部?？赡苁且驗榭麻w的儒化含意并得到皇帝的過度關(guān)照，其官員不斷受到御史臺的彈劾。因此，迫于形勢，奎章閣的主要官員在1330年集體辭職。［69］ 虞集便認為他對政府的政策毫無影響。［70］ 最后，燕鐵木兒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閣；僅6個月后，圖帖睦爾即去世了。燕鐵木兒控制奎章閣是為了限制它的成員接近皇帝。［71］ 圖帖睦爾去世后不久，奎章閣學(xué)士院即被撤銷。雖然奎章閣學(xué)土院確實幫助圖帖睦爾增加了宮廷的儒化表象，但是總的說來，它對政府的影響很有限。
?。?］ 關(guān)于1328年圖帖睦爾的復(fù)位，見[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1—52頁；[851]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2—36頁。
［2］ [653]《元史》，卷31，第694頁；卷32，第704頁；卷138，第3326頁。
?。?］ [653]《元史》，卷31，第693—694頁；亦見藤島建樹對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4］ [653]《元史》，卷32，第703頁。
?。?］ 關(guān)于燕鐵木兒，見[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見[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0—11、39—50頁。
?。?］ 以前是碩德八剌親信的任速哥據(jù)說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與前湖廣行省右丞、畏兀兒人速速商討后，在也孫鐵木兒去世前就力勸燕鐵木兒領(lǐng)導(dǎo)起事。見[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頁。
?。?］ [653]《元史》，卷32，第704頁。倒剌沙的擅權(quán)、保護回回商人和貪官污吏，見《元史》，卷32，第707頁；卷182，第4194頁；卷176，第4112頁。
?。?］ 關(guān)于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后人，見[167]韓百詩：《卷107譯注》，第138頁。
?。?］ 阿剌忒納失里是越王禿剌之子，見[167]韓百詩：《卷107譯注》，第57—58、61—62頁。
?。?0］ [653]《元史》，卷31，第694—695頁；卷32，第704—705頁；卷138，第3326—3327頁。
?。?1］ 關(guān)于蔑兒乞部人伯顏，見[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韓百詩：《蔑兒乞部伯顏傳札記》；[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53—74頁。
?。?2］ [3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9—42頁。
?。?3］ [653]《元史》，卷32，第705—715頁；卷138，第3326—3331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6b—11a。
?。?4］ 關(guān)于陜西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2，第712—719頁；卷137，第3314—3317頁。
?。?5］ 關(guān)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2—33。亦見[725]馮承鈞：《元代的幾個南家臺》，第213—216頁。
?。?6］ 關(guān)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魯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第30—43頁。
?。?7］ [653]《元史》，卷31，第696—697頁；[151]藤島建樹：《元明宗的生涯》，第22頁。和世■及其追隨者在世時顯然不清楚所處環(huán)境，以致處理當時情勢發(fā)生了嚴重錯誤。按照明朝初年還很流行的說法，和世■的扈從無禮地對待前往蒙古奉獻帝位的燕鐵木兒，使他無比憤怒和恐懼。見[655]胡粹中：《元史續(xù)編》，卷10，15a。
?。?8］ [653]《元史》，卷31，第701頁。
?。?9］ [651]權(quán)衡：《庚申外史》，1b；[440]赫爾穆特·舒爾特-烏夫拉格德文譯本，第27頁。
［20］ [653]《元史》，卷40，第856頁。
?。?1］ 如竇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當時仍未穩(wěn)定的邊疆所造成”，但是他將蒙古有效統(tǒng)合于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國體制之內(nèi)，這使得“他的長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塵”。見[84]《征服者與儒士》，第30頁。
［22］ [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3頁。
［23］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2頁。
?。?4］ [725]馮承鈞：《元代的幾個南家臺》，第216頁。
?。?5］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2頁。
?。?6］ [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頁；[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6—50頁。
?。?7］ [653]《元史》，卷138，第3337頁。
［28］ [653]《元史》，卷32，第716—724頁。
?。?9］ [653]《元史》，卷175，第4096頁。
［30］ [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頁。
?。?1］ [653]《元史》，卷110，第2792頁；卷124，第3058頁；[689]《蒙兀兒史記》，卷156，11b—12a。
?。?2］ [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 281頁。
?。?3］ [653]《元史》，卷175，第4096頁；[689]《蒙兀兒史記》，卷157，29a—b。
［34］ [653]《元史》，卷34，第762頁。
［35］ [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號授與》，第65—67頁。
［36］ [653]《元史》，卷32，第716—724頁；[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51頁。
?。?7］ [653]《元史》，卷139，第3352頁。
?。?8］ [435]佐口透：《14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guān)系》，第174—178頁。
［39］ 這是竇德士的觀點，見[84]《征服者與儒士》，第7—8頁。
［40］ [653]《元史》，卷32，第740頁；卷34，第759、761頁；卷35，第776、778、789、793頁；卷36，第803頁。
?。?1］ [653]《元史》，卷38，第816頁。
?。?2］ [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543頁。
?。?3］ [777]陳世松：《試論元代中期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
?。?4］ [653]《元史》，卷31，第700頁。
?。?5］ [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527頁。
?。?6］ [653]《元史》，卷34，第755頁。
［47］ [653]《元史》，卷184，第4238頁。
［48］ [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頁；卷139，第3352頁。
?。?9］ [653]《元史》，卷33，第739頁。
?。?0］ [653]《元史》，卷34，第763頁。
［51］ [653]《元史》，卷34，第765頁。
?。?2］ [653]《元史》，卷93，第2369頁；[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第125頁。
?。?3］ [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第139—140頁。
［54］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當謀士的學(xué)者》。
?。?5］ 關(guān)于圖帖睦爾的漢文化程度，見[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風流》，第477—488頁；[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xué)》，第243—276頁；[801]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第72—73頁。
［56］ [653]《元史》，卷33，第730頁；卷172，第4028頁。
［57］ [653]《元史》，卷34，第763、770頁。
?。?8］ [653]《元史》，卷34，第768頁；卷72，第1791—1792頁；亦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lǐng)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頁。
?。?9］ [653]《元史》，卷34—36。
?。?0］ [653]《元史》，卷34，第767頁；卷103，第2643—2644頁；亦見[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國的蒙古遺俗》，第174—176頁。
［61］ [653]《元史》，卷30，第686頁；卷38，第823頁；卷83，第2086頁。關(guān)于漢人守喪習俗對色目人的影響，見[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英譯本，第241—252頁。
?。?2］ 關(guān)于奎章閣學(xué)士院，見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頁。
?。?3］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頁。
?。?4］ 關(guān)于學(xué)士院的人物，見[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第77—178頁。
?。?5］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頁。
?。?6］ 關(guān)于柯九思的作用，見[70]柯立夫：《柯九思的》。
?。?7］ 見[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第75頁。
［68］ 關(guān)于《經(jīng)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來的文字，見[747]蘇振申《元政書研究》，第13—18、33—78頁。
?。?9］ [747]蘇振申：《元政書研究》，第20頁。
?。?0］ [653]《元史》，卷181，第4178頁。
?。?1］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8頁。
1328年8月15日，也孫鐵木兒死于上都，終年35歲。他的去世立即引發(fā)了元朝歷史上最血腥和破壞性最大的帝位之爭，爭奪的結(jié)果是帝系重新回到了海山后人手中，并一直延續(xù)到元朝滅亡。［1］ 也孫鐵木兒死后，四年前被封為皇太子的他的幼子阿剌吉八（死于1328年，亦被稱為天順帝）于10月在上都即皇帝位，擁立他的有中書右丞相倒剌沙、遼王脫脫和也孫鐵木兒的侄子、不久前被封為梁王的王禪。
與此同時，大都宮廷中已經(jīng)發(fā)生政變，目的是重使海山汗的兒子成為正統(tǒng)的皇位繼承人。［2］ 自愛育黎拔力八達在1316年以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長子和世■為皇太子后，試圖恢復(fù)海山兒子帝位繼承權(quán)的努力即成為一股政治暗流。也孫鐵木兒之死不過是為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機會。
卷入帝位爭奪的有三位關(guān)鍵性人物。雖然和世■和他的弟弟圖帖睦爾是帝位的競爭者，但推動帝位爭奪的實際上是海山的舊侍從燕鐵木兒。和世■與圖帖睦爾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和碩德八剌朝曾受到政治迫害。和世■于1316年被封為周王，被派往遠離都城的云南，以給冊封碩德八剌為皇太子掃清障礙。為表示抗議，和世■在陜西舉兵，但很快失敗，在此后的12年中，他成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合臺諸汗的庇護下，居于中亞的塔爾巴哈臺地區(qū)。［3］ 1321年，碩德八剌將圖帖睦爾放逐到熱帶的海南島。三年之后，也孫鐵木兒將圖帖睦爾召回，封為懷王，不久又送往建康（南京）和江陵（湖北）。［4］ 作為前大汗的兒子，和世■兄弟在諸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各種政治變遷存留下來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隨者，依然效忠于海山汗的后人。但海山后人的重登帝位，靠的主要是燕鐵木兒的政治才能和軍事實力。
燕鐵木兒出身于一個在對抗乃顏（死于1287年）、海都和篤哇諸叛王戰(zhàn)爭中功名顯赫的欽察家族。［5］ 燕鐵木兒的父親床兀兒（1260—1322年）和他本人都是海山征討叛王時的統(tǒng)帥和海山即位的擁立者，海山在位時該家族的地位達到了頂點。但是，在其后的兩朝皇帝在位時，此家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孫鐵木兒去世時，燕鐵木兒出任級別不高但主掌要務(wù)的樞密院僉院一職?？赡苁浅鲇趯Ｉ郊易宓男е?，加上恢復(fù)本家族崇高地位的個人心愿，使燕鐵木兒起而反對也孫鐵木兒的后人繼位。
并不是所有參加兵變的人都像燕鐵木兒一樣與海山家族有密切的關(guān)系，參加者亦不都以海山的后人即位為主要目的。有些人要追究碩德八剌被殺的罪責，［6］ 還有些人則是因為不喜歡或懼怕倒剌沙、脫脫和王禪而參加兵變。［7］ 因此，帝位爭奪的最初階段是試圖使答剌麻八剌的后人即位。因為當時已沒有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后人在世，所以擁戴海山的兒子即位成為爭位的口號。［8］
1328年深秋也孫鐵木兒患病，燕鐵木兒立即著手組織兵變，他計劃在兩都同時動手。燕鐵木兒雖然職務(wù)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離開大都后掌管著留在都城的衛(wèi)軍，因為按照元朝的制度，樞密院和中書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隨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時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9］ 的協(xié)助下，燕鐵木兒于9月8日清晨成功地沖進宮中俘虜了烏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他大臣。但是，燕鐵木兒在上都的18名同謀被發(fā)現(xiàn)和處死。這樣，對立的兩派各控制了一個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鐵木兒馬上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并遣人報告在江陵的圖帖睦爾和在河南的蔑兒乞部人伯顏。［10］ 伯顏是帝位爭奪中的又一個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討諸王叛亂時是其手下的一個低級幕僚。［11］ 伯顏當時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能夠控制這個具有戰(zhàn)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調(diào)集所需軍隊和物資，并親自護送圖帖睦爾抵達大都。10月16日，圖帖睦爾在大都即位，并宣布當他的兄長和世■從中亞返回后即讓出帝位。
在隨后爆發(fā)的沖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為充分，因為他們支持的是前皇帝指定的繼承人。但是，這種道義上的說法是遠遠不夠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爭奪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爭位者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統(tǒng)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經(jīng)濟方面占有明顯的優(yōu)勢。大都派可以從中書省直轄地區(qū)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廣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而上都派只能得到嶺北、遼陽、陜西、四川和云南行省的支持，這些行省或是經(jīng)濟貧困地區(qū)，或是邊遠地區(qū)。［12］ 同樣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沒有人能像燕鐵木兒一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極具政治頭腦和軍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風，他們攻破長城的幾個關(guān)口，向大都逼近。但是，燕鐵木兒親自率軍往來作戰(zhàn)，很快使形勢轉(zhuǎn)而對大都派有利。對上都派的致命打擊是來自東北和東蒙古的突襲。可能是在燕鐵木兒的叔父、東路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帖木兒的影響下，許多東路蒙古諸王支持大都派。他們的軍隊在不花帖木兒和齊王月魯帖木兒（成吉思汗幼弟的后人）率領(lǐng)下，在11月14日包圍了上都，而此時上都派的絕大多數(shù)軍隊仍在長城一線作戰(zhàn)。驚慌失措的上都宮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絕大多數(shù)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捕，隨即被處死；年輕的皇帝阿剌吉八則被報失蹤。［13］ 上都的投降，掃清了海山后人繼承帝位的障礙。
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著大都派取得了全面勝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戰(zhàn)斗還持續(xù)了很長時間。直到1328年12月，在陜西的上都派還沒有放下武器，［14］ 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月才投降。［15］ 在當?shù)夭孔宓闹С窒?，以王禪以前的追隨者宗王禿堅為首的云南上都派頑強戰(zhàn)斗，堅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年3月才放棄了他們的努力。［16］ 也就是說，帝位爭奪戰(zhàn)及其引起的連鎖戰(zhàn)爭，使圖帖睦爾朝成了一個戰(zhàn)爭年代。
王忽察都弒君
與上都派的戰(zhàn)爭只是帝位爭奪的一部分。在這次帝位爭奪中最具戲劇性和悲劇性特色的是海山兩個兒子之間的斗爭。不管是圖帖睦爾還是燕鐵木兒，都不準備將帝位交給和世■，因為他離都城太遠，在皇位爭奪戰(zhàn)中沒起任何作用；盡管如此，和世■畢竟是海山的長子和正統(tǒng)繼承人，要以他的名義來爭奪帝位，他們不得不顯示出對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后，大都宮廷立即派人向和世■報告，敦請他前來大都即位。在察合臺汗燕只吉臺的陪同下，和世■從河中地區(qū)啟程前往漢地，并于1329年2月27日在哈剌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圖帖睦爾為皇太子，這完全是按照他們的父親與叔父的舊例行事。他被圖帖睦爾及燕鐵木兒貌似真誠的政治姿態(tài)所惑，指定自己的追隨者出任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臺的要職，這無異破壞了圖帖睦爾和燕鐵木兒在漢地精心締造的政治權(quán)利。但是，這不過是加強了燕鐵木兒除掉他的決心。［17］
兩個皇家兄弟于8月26日在海山時建為中都的王忽察都會面，重聚似乎彌漫著歡樂氣氛。但是，四天之后，和世■突然死亡。9月8日，圖帖睦爾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顯然是燕鐵木兒主謀的結(jié)果，可能是與圖帖睦爾合謀?！对贰っ髯诩o》記載和世■之死為“暴卒”。［18］ 私人撰史者權(quán)衡則明確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鐵木兒就是謀殺者。［19］ 1340年，和世■之子妥歡貼睦爾（順帝，1333—1370年在位）指責圖帖睦爾害死了他父親，作為報復(fù)手段，下令將圖帖睦爾的牌位從太廟中撤去。［20］
和世■沒有像他父親在20年前所做的那樣以“草原爭位者”身份奪得帝位，被一些歷史學(xué)家視為元代政治中草原邊疆因素終結(jié)和元朝對蒙古帝國勝利的標志。［21］ 在1303年蒙古人重構(gòu)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嶺北行省之后，草原地區(qū)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這一事實并未阻礙也孫鐵木兒作為“草原爭位者”與碩德八剌朝內(nèi)的謀反者密切合作，于1323年奪得了帝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與他的父親在都城官員的支持和軍事力量方面有極大的不同。作為草原諸軍的最高統(tǒng)帥，海山一直是元朝統(tǒng)治機器中的一分子并且與宮廷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因此在帝位繼承危機爆發(fā)時，以哈剌哈孫為首的京城官員都認為海山是合適的帝位繼承人；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先控制了宮廷，但他也只敢攝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于遙遠的中亞12年的政治流亡者。當弒君事件發(fā)生時，圖帖睦爾和燕鐵木兒已經(jīng)在漢地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統(tǒng)治機器，而和世■則是個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為全國最強大的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在即位時帶來了3萬人的軍隊；而和世■帶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名衛(wèi)士，在軍事實力上不可能超過他的弟弟。［22］ 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為他個人的問題，由于他是一個政治流亡者并缺乏政治和軍事的支持，而不是因為草原地區(qū)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夠使海山的后人在1328—1329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動1328年事變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與帝位繼承有利害關(guān)系的個人和集團的多股力量纏結(jié)在了一起。［23］ 這包括了希望恢復(fù)海山帝系的人，試圖掌握權(quán)力的色目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還有試圖擴大自己在官僚體系中影響的儒臣。
我們不應(yīng)過分強調(diào)這次皇位更迭的種族意義和思想意義。馮承鈞（1885—1946年）發(fā)展了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統(tǒng)的欽察人、阿速人與當權(quán)的回回人、蒙古人的斗爭的論點。［24］ 雖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為首者分別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兩派中，蒙古諸王和官員都與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
儒臣與大都派的關(guān)系似乎也很微妙。［25］ 大都派的首腦人物肯定沒有儒者傾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趙世延外，沒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積極參與。因此，在這次帝位更迭中，無論是種族還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準確的說法應(yīng)該是恢復(fù)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孫鐵木兒疏遠的諸王和官員組合在了一起，他們?yōu)閷崿F(xiàn)集團利益和個人野心而有效地將這一想法變成了一個激勵人心的口號。
燕鐵木兒與伯顏的專權(quán)
圖帖睦爾在位的四年被蔑兒乞部人伯顏，尤其是燕鐵木兒所左右。作為爭奪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鐵木兒和伯顏得到了蒙古歷史上帝國前所未有的權(quán)力和榮譽。燕鐵木兒被封為太平王，賜予蒙古人的榮譽稱號答剌罕和漢人的最高勛號太師。［26］ 他被任命為中書省右丞相并且在圖帖睦爾在位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中居獨相地位，還兼任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調(diào)宮相府事、奎章閣大學(xué)士等職。這樣，燕鐵木兒囊括了政府的政治、軍事、監(jiān)察和文化事業(yè)的所有權(quán)力。
為保住他的權(quán)力，燕鐵木兒在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個衛(wèi)軍機構(gòu)，其中3個是由他同族的欽察士兵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也顯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鐵木兒被允許以也孫鐵木兒的一個后妃及宗室婦女40人為妻。燕鐵木兒的親屬亦分享了他的權(quán)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兒，弟弟撒敦和答鄰答里，撒敦子唐其勢（死于1335年），都被委以要職。燕鐵木兒的四個姐妹中，有三個與皇室成員成婚。
蔑兒乞部人伯顏的權(quán)力和榮譽僅次于燕鐵木兒。［27］ 他是燕鐵木兒之外惟一兼任三職以上的人，給他的封號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書省左丞相，并長期任知樞密院事，此外還有許多兼職。與燕鐵木兒相同，伯顏直接控制著忠翊衛(wèi)和宣毅萬戶兩個衛(wèi)軍機構(gòu)，并被封為浚寧王。對他最高的榮譽是將忽必烈的曾孫女許配給他為妻。與燕鐵木兒一樣，伯顏的親屬也分享了他的權(quán)力。
盡管有很大的權(quán)力，伯顏似乎滿足于充當燕鐵木兒之下的副手?？赡苁腔谶^去在海山手下參加平叛戰(zhàn)爭時的同伴關(guān)系和在帝位爭奪中建立的關(guān)系，兩人之間顯然有一個妥協(xié)辦法。他們二人顯然代表了蒙元歷史上權(quán)臣的一種新模式，與過去的八鄰部人伯顏及玉昔帖木兒、哈剌哈孫或鐵木迭兒都不同。雖然八鄰部人伯顏和玉昔帖木兒、哈剌哈孫都在皇帝即位時起過重要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后，他們作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顏，都表示出恭順和效忠。鐵木迭兒確實專權(quán)，但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沒有他自己的獨立權(quán)力基礎(chǔ)。相反，燕鐵木兒和伯顏不僅是名副其實的帝王廢立操縱者，他們還在官僚體系和軍事體系上構(gòu)建了自己的權(quán)力。圖帖睦爾在位期間處于二人陰影之下，他自始至終充任的角色不過是名義上的皇帝和正統(tǒng)的標志，以及官職和爵號的分發(fā)者。
政治發(fā)展和財政政策
打著恢復(fù)海山帝系旗號并通過兵變掌握權(quán)力之后，圖帖睦爾政權(quán)對其政敵進行了血腥的清洗，并采取措施為奪取帝位制造合理性。在1328年11月上都投降之后，對也孫鐵木兒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徹底又殘忍。不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處死或放逐，他們的財產(chǎn)亦都被沒收。［28］ 宮廷中彌漫著極強的報復(fù)氣氛，甚至有人建議把所有隨同也孫鐵木兒巡幸上都的官員全部處死。［29］
此外，為使也孫鐵木兒稱帝不具合法性，圖帖睦爾不僅不給他謚號，還將其父親甘麻剌的牌位從太廟中移出并毀掉。清洗還延及和世■的追隨者。和世■被殺后留下來的三個主要支持者，在1330年或被處死，或從官場上消失。［30］
恢復(fù)名譽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于1332年）和知樞密院事也兒吉尼，他們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號。_0629_2［31］ 被愛育黎拔力八達處死和定上惡名的海山朝的尚書省丞相三寶奴和脫脫都被恢復(fù)了名譽，并將沒收的家財給還其家。除了海山的舊隨從外，對帝系回歸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職。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也孫鐵木兒的下屬機構(gòu)中回回人占明顯優(yōu)勢，在圖帖睦爾的中央機構(gòu)中，沒有一個回回人任要職，只有少數(shù)的幾個回回人在行省機構(gòu)任職，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為沉重的打擊。［32］
同樣重要的是，漢人儒官和他們的漢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更大的影響。只有幾個漢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書省平章政事，敬儼和王毅任平章政事分別為一個月及八個月，這是漢人官員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職；［33］ 汪古部人趙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時他已年老并且迎合燕鐵木兒；1330年，在御史臺的彈劾下，趙世延從中書省致仕。［34］
由于圖帖睦爾的即位很明顯是不合法的，為爭取貴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的封贈和巨額的賞賜對他來說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為重要。圖帖睦爾在位四年中，封了24個王，其中9個是一字王。在這9個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35］ 不僅在1329年恢復(fù)了歲賜，上都派被沒收的財產(chǎn)亦全部分賜給在帝位爭奪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計被易手的有125份私人財產(chǎn)。［36］
爭取蒙古各汗國承認的活動亦加緊進行。1329年，顯然是在和世■被謀殺后，木華黎的后人乃蠻臺（死于1348年）被派往察合臺汗燕只吉臺的汗廷，送去的禮品是窩闊臺汗在一個世紀前鑄造的“皇兄之寶”印章；燕只吉臺是和世■爭位的主要支持者，此舉顯然是要平息他對和世■被殺的憤怒。［37］ 第二年，推動了更廣泛的外交攻勢，三個宗王奉命出使察合臺、欽察和伊利汗國。西方三個汗國對這一姿態(tài)表示贊賞。在其后三年中，欽察汗國兩次派貢使前往圖帖睦爾的宮廷，察合臺汗國派貢使四次，伊利汗國派出的貢使則達八次之多。［38］ 這樣，圖帖睦爾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權(quán)，并且與西方三個汗國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因此很難把1328年的帝位更迭視為元朝與更廣泛的蒙古世界關(guān)系的轉(zhuǎn)折點。［39］
盡管有這些努力，在貴族和官僚中還是有對圖帖睦爾的非法即位的不滿，這成為政治不安定的一個重要根源。圖帖睦爾在位期間，至少發(fā)生了八次謀反事件，卷入事件的有好幾個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40］ 在這些謀反事件中，只有1330年以知樞密院事闊徹伯為首的謀反，是以和世■的太子為名義。［41］ 其他謀反的起因不詳，但是這些謀反顯然反映了在統(tǒng)治階層中對圖帖睦爾即位的不滿。
頻繁的自然災(zāi)害和少數(shù)民族起義，加劇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陜西、河南、湖廣、江浙行省都被嚴重和頻繁的旱災(zāi)和水災(zāi)所擾，上百萬人流離失所。［42］ 如此廣泛的災(zāi)害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損害。江南頻繁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尤其是西南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亦與政府有關(guān)。
在也孫鐵木兒朝以前，漢地民眾起義較少，因為忽必烈滅亡宋朝后成功地鎮(zhèn)壓了各地的起義。但是，元朝統(tǒng)治首先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始動搖，有關(guān)民眾起義的一篇論文指出：在1295年至1332年之間，在漢地只爆發(fā)了24次起義，而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爆發(fā)了131次起義。［43］ 在這131次起義中，發(fā)生在也孫鐵木兒朝的有65次，發(fā)生在圖帖睦爾朝的有21次。在兩朝內(nèi)發(fā)生的86次起義，有50次以上發(fā)生在湖廣，28次發(fā)生在云南。有些起義規(guī)模很大，鎮(zhèn)壓它們需要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不能只簡單地解釋為這兩朝政府的無能，還有這些少數(shù)民族對元廷的剝削和壓迫的積怨。在這兩朝發(fā)生的如此多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加重了元廷的財政困難，亦反映了元廷對這些邊疆地區(qū)控制的逐步削弱，并且是其后妥歡貼睦爾朝漢地爆發(fā)大規(guī)模起義的預(yù)示。
雖然政府與前朝一樣有沉重的財政壓力，但是沒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除了造成財政緊張的傳統(tǒng)原因外，與上都派的戰(zhàn)爭，鎮(zhèn)壓少數(shù)民族起義，對災(zāi)民的賑濟，都需要增加開支，并成為圖帖睦爾朝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正如一位監(jiān)察御史所言，僅1328年對抗上都的戰(zhàn)爭，花費就超過了政府歲入數(shù)倍。［44］ 征討云南的上都派，1330年一年的花費就至少有紙鈔63萬錠。［45］ 1329年政府用于賑災(zāi)的紙鈔是134.96萬錠，糧食25.17萬石。［46］ 由于這些花費和其他開銷，政府在1330年的經(jīng)費缺239萬錠。［47］
政府并沒有嘗試用任何激烈的手段來增加收入。為增加收入而采取的惟一措施是繼續(xù)實行也孫鐵木兒的賣官政策。［48］ 政府試圖削減歲賜、作佛事和宮廷的花費。如諸王、百官的參加即位朝會賞賜，按海山所定制，凡金銀五鋌以上的只給2/3。［49］ 上都每年作佛事165所，在1330年亦減為104所。［50］ 同一年裁省衛(wèi)士和宮廷服侍人員，裁掉的衛(wèi)士、鷹坊、內(nèi)饗及其他人員超過了1萬人。［51］ 通過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將財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數(shù)之內(nèi)。與此同時，政府通過海運從長江流域運來了充足的糧食，運到大都的糧食在1330年達到了石的最高水平。［52］ 可控制的財政赤字和大量的糧食儲備，使政府不用靠印發(fā)紙鈔來解決財政問題。這是使日用品價格仍保持在愛育黎拔力八達朝水平的部分原因。［53］
贊助中國藝文
由于實際權(quán)力大多數(shù)掌握在燕鐵木兒和伯顏手中，圖帖睦爾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營造宮廷的漢化即儒化氛圍。他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為了提高自己在漢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愛好。［54］ 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圖帖睦爾可能是最博學(xué)和最多才多藝的人，他很早就顯示出了廣博的知識和藝術(shù)愛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懷王時，身邊就有很多著名的漢人文學(xué)家和藝術(shù)家。［55］ 圖帖睦爾據(jù)說有極好的漢文和歷史知識，在詩歌、書法和繪畫等方面都頗有造詣。作為中國繪畫和書法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圖帖睦爾完全可以與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說他將徽宗作為自己的樣板。
作為一個有修養(yǎng)的中國皇帝，圖帖睦爾采取了許多尊崇儒教和倡導(dǎo)漢文化價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圖帖睦爾派遣官員前往曲阜代祀孔子，［56］ 第二年又加封儒學(xué)先賢封號。［57］ 1330年，皇帝本人親自參加祭天的郊祀，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參加此項中原王朝傳統(tǒng)的重要祭祀。［58］ 為發(fā)揚儒家道德，宮廷每年都表彰許多孝子與節(jié)婦。［59］
為阻止?jié)h人追隨蒙古人和非儒家習俗，1330年下詔：“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漢人和南人嚴禁實行收繼婚制。［60］ 同時，鼓勵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漢人的習俗，蒙古和色目官員在1329年準許按漢人習俗為父母守喪三年。這是對前一年也孫鐵木兒頒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名的規(guī)定的否定。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歡貼睦爾重申，并將漢人的行喪習俗推廣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實行。［61］
圖帖睦爾倡導(dǎo)漢學(xué)最具體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閣學(xué)士院。［62］ 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閣學(xué)士院，為其設(shè)定的職能就是“進經(jīng)史之書，考帝王之治”。［63］ 其職能包括向皇帝進講儒家經(jīng)典和漢文史籍，教育貴族子孫和年輕怯薛成員，收集、校正和編輯書籍，對皇室所藏繪畫和書法作品進行鑒定和分類。先后在學(xué)士院任職的113名官員中，有許多著名的漢族士人，包括學(xué)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許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歐陽玄（1283—1357年）、蘇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64］ 此外，還有當時最杰出的漢化蒙古和色目學(xué)者：畏兀兒翻譯家忽都魯都兒迷失，汪古學(xué)者兼政治家趙世延，克烈部詩人阿榮（死于1335年），著名康里書法家?guī)u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學(xué)家鐵木兒塔識（1302—1347年），年輕的伯牙烏部進士、才華橫溢的蒙古士人泰不華（1304—1352年）。上列諸人無疑是各族學(xué)者和藝術(shù)精華的代表，在元代各個機構(gòu)中各族學(xué)者任職可說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個政府機構(gòu)中集中如此多的干才，從事各種文學(xué)、藝術(shù)和教育活動，這不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與唐玄宗時的集賢院相媲美?？麻w學(xué)士院的各種活動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它們通過給予他的朝廷一個“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來改變皇帝的形象。［65］ 由官方推動的藝術(shù)和文學(xué)修養(yǎng)，也可說是皇帝本人愛好的延伸。圖帖睦爾有很多閑暇時間，他把這些時間都用在奎章閣臨池賞畫。奎章閣學(xué)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畫家柯九思，得到了圖帖睦爾的厚愛。虞集起草詔旨為皇帝的正統(tǒng)辯解，并且著文寫詩歌頌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實學(xué)為皇帝效力；柯九思則以鑒賞書畫取悅皇帝。［66］
奎章閣學(xué)士院確實編輯和出版了一些著作。［67］ 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圖帖睦爾朝的標志是編輯了大部頭的政書《經(jīng)世大典》。⑤按照唐、宋的《會要》體將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資料和法律規(guī)定編輯于本書中，其目的就是強調(diào)元代的統(tǒng)治與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一樣完美。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名義上是由燕鐵木兒監(jiān)修，但主要負責此事的是虞集。該書的編輯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個月時間全部完成，共計800卷，分為10編。前4編為君事，為編輯這4編，以前禁止?jié)h人接觸的許多蒙文資料被翻譯成了漢文。另6編為臣事，按照儒家經(jīng)典《周禮》和《會要》的體例編排。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資料，《經(jīng)世大典》不但是圖帖睦爾的驕人成就，對后來的歷史學(xué)家也頗有益處。它為明朝初年編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資料。雖然該書在1509年至1605年間散佚，但許多部分收入明朝類書《永樂大典》。［68］ 這些保留下來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盡管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奎章閣學(xué)士院卻未使元政府更為儒化。由于官僚體系操縱在燕鐵木兒和伯顏手中，他們并不贊成皇帝的漢化傾向，所以奎章閣學(xué)士院的影響只是局限在宮廷內(nèi)部?？赡苁且驗榭麻w的儒化含意并得到皇帝的過度關(guān)照，其官員不斷受到御史臺的彈劾。因此，迫于形勢，奎章閣的主要官員在1330年集體辭職。［69］ 虞集便認為他對政府的政策毫無影響。［70］ 最后，燕鐵木兒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閣；僅6個月后，圖帖睦爾即去世了。燕鐵木兒控制奎章閣是為了限制它的成員接近皇帝。［71］ 圖帖睦爾去世后不久，奎章閣學(xué)士院即被撤銷。雖然奎章閣學(xué)土院確實幫助圖帖睦爾增加了宮廷的儒化表象，但是總的說來，它對政府的影響很有限。
?。?］ 關(guān)于1328年圖帖睦爾的復(fù)位，見[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1—52頁；[851]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2—36頁。
［2］ [653]《元史》，卷31，第694頁；卷32，第704頁；卷138，第3326頁。
?。?］ [653]《元史》，卷31，第693—694頁；亦見藤島建樹對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4］ [653]《元史》，卷32，第703頁。
?。?］ 關(guān)于燕鐵木兒，見[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見[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10—11、39—50頁。
?。?］ 以前是碩德八剌親信的任速哥據(jù)說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與前湖廣行省右丞、畏兀兒人速速商討后，在也孫鐵木兒去世前就力勸燕鐵木兒領(lǐng)導(dǎo)起事。見[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頁。
?。?］ [653]《元史》，卷32，第704頁。倒剌沙的擅權(quán)、保護回回商人和貪官污吏，見《元史》，卷32，第707頁；卷182，第4194頁；卷176，第4112頁。
?。?］ 關(guān)于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后人，見[167]韓百詩：《卷107譯注》，第138頁。
?。?］ 阿剌忒納失里是越王禿剌之子，見[167]韓百詩：《卷107譯注》，第57—58、61—62頁。
?。?0］ [653]《元史》，卷31，第694—695頁；卷32，第704—705頁；卷138，第3326—3327頁。
?。?1］ 關(guān)于蔑兒乞部人伯顏，見[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韓百詩：《蔑兒乞部伯顏傳札記》；[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53—74頁。
?。?2］ [3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9—42頁。
?。?3］ [653]《元史》，卷32，第705—715頁；卷138，第3326—3331頁；[613]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14，6b—11a。
?。?4］ 關(guān)于陜西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2，第712—719頁；卷137，第3314—3317頁。
?。?5］ 關(guān)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2—33。亦見[725]馮承鈞：《元代的幾個南家臺》，第213—216頁。
?。?6］ 關(guān)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動，見[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魯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第30—43頁。
?。?7］ [653]《元史》，卷31，第696—697頁；[151]藤島建樹：《元明宗的生涯》，第22頁。和世■及其追隨者在世時顯然不清楚所處環(huán)境，以致處理當時情勢發(fā)生了嚴重錯誤。按照明朝初年還很流行的說法，和世■的扈從無禮地對待前往蒙古奉獻帝位的燕鐵木兒，使他無比憤怒和恐懼。見[655]胡粹中：《元史續(xù)編》，卷10，15a。
?。?8］ [653]《元史》，卷31，第701頁。
?。?9］ [651]權(quán)衡：《庚申外史》，1b；[440]赫爾穆特·舒爾特-烏夫拉格德文譯本，第27頁。
［20］ [653]《元史》，卷40，第856頁。
?。?1］ 如竇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當時仍未穩(wěn)定的邊疆所造成”，但是他將蒙古有效統(tǒng)合于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國體制之內(nèi)，這使得“他的長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塵”。見[84]《征服者與儒士》，第30頁。
［22］ [852]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第33頁。
［23］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2頁。
?。?4］ [725]馮承鈞：《元代的幾個南家臺》，第216頁。
?。?5］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32頁。
?。?6］ [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頁；[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6—50頁。
?。?7］ [653]《元史》，卷138，第3337頁。
［28］ [653]《元史》，卷32，第716—724頁。
?。?9］ [653]《元史》，卷175，第4096頁。
［30］ [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頁。
?。?1］ [653]《元史》，卷110，第2792頁；卷124，第3058頁；[689]《蒙兀兒史記》，卷156，11b—12a。
?。?2］ [753]楊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 281頁。
?。?3］ [653]《元史》，卷175，第4096頁；[689]《蒙兀兒史記》，卷157，29a—b。
［34］ [653]《元史》，卷34，第762頁。
［35］ [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號授與》，第65—67頁。
［36］ [653]《元史》，卷32，第716—724頁；[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51頁。
?。?7］ [653]《元史》，卷139，第3352頁。
?。?8］ [435]佐口透：《14世紀元朝與西方三王的關(guān)系》，第174—178頁。
［39］ 這是竇德士的觀點，見[84]《征服者與儒士》，第7—8頁。
［40］ [653]《元史》，卷32，第740頁；卷34，第759、761頁；卷35，第776、778、789、793頁；卷36，第803頁。
?。?1］ [653]《元史》，卷38，第816頁。
?。?2］ [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543頁。
?。?3］ [777]陳世松：《試論元代中期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
?。?4］ [653]《元史》，卷31，第700頁。
?。?5］ [762]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卷，第527頁。
?。?6］ [653]《元史》，卷34，第755頁。
［47］ [653]《元史》，卷184，第4238頁。
［48］ [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頁；卷139，第3352頁。
?。?9］ [653]《元史》，卷33，第739頁。
?。?0］ [653]《元史》，卷34，第763頁。
［51］ [653]《元史》，卷34，第765頁。
?。?2］ [653]《元史》，卷93，第2369頁；[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第125頁。
?。?3］ [296]前田直典：《元代紙幣的價值變動》，第139—140頁。
［54］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當謀士的學(xué)者》。
?。?5］ 關(guān)于圖帖睦爾的漢文化程度，見[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風流》，第477—488頁；[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諸帝的文學(xué)》，第243—276頁；[801]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第72—73頁。
［56］ [653]《元史》，卷33，第730頁；卷172，第4028頁。
［57］ [653]《元史》，卷34，第763、770頁。
?。?8］ [653]《元史》，卷34，第768頁；卷72，第1791—1792頁；亦見[126]傅海波：《從部落領(lǐng)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頁。
?。?9］ [653]《元史》，卷34—36。
?。?0］ [653]《元史》，卷34，第767頁；卷103，第2643—2644頁；亦見[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國的蒙古遺俗》，第174—176頁。
［61］ [653]《元史》，卷30，第686頁；卷38，第823頁；卷83，第2086頁。關(guān)于漢人守喪習俗對色目人的影響，見[787]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英譯本，第241—252頁。
?。?2］ 關(guān)于奎章閣學(xué)士院，見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頁。
?。?3］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頁。
?。?4］ 關(guān)于學(xué)士院的人物，見[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第77—178頁。
?。?5］ [277]蘭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頁。
?。?6］ 關(guān)于柯九思的作用，見[70]柯立夫：《柯九思的》。
?。?7］ 見[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第75頁。
［68］ 關(guān)于《經(jīng)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來的文字，見[747]蘇振申《元政書研究》，第13—18、33—78頁。
?。?9］ [747]蘇振申：《元政書研究》，第20頁。
?。?0］ [653]《元史》，卷181，第4178頁。
?。?1］ [84]竇德士：《征服者與儒士》，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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