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752年年末至玄宗遜位，楊國忠就這樣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職和中書令的實職外，他又兼任吏部尚書（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職），從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權(quán)。他還繼續(xù)掌管許多在李林甫時期逐步設(shè)置的財政專署，這樣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國的財權(quán)，因為戶部此時既無尚書又無侍郎。陳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現(xiàn)出有些獨立性，他還不是應(yīng)予認真對待的政敵。此外，在李林甫垮臺之前，他被撤除按慣例由左相擔任的兵部尚書的兼職。
但是，朝廷的勢力顯然被邊鎮(zhèn)節(jié)度使的巨大權(quán)力所壓倒；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的最后幾年，安祿山和楊國忠之間的關(guān)系日趨緊張；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東北的邊鎮(zhèn)，對帝國構(gòu)成了巨大的潛在威脅，后者則牢牢地支配著京師和朝廷。楊國忠此時孤注一擲，試圖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軍事后盾，以與安祿山的力量相抗衡。
楊國忠想鞏固他的劍南節(jié)度使地位的企圖并不特別成功；四川遠離朝廷，交通不便，它的軍事編制又比較小，遠不如東北諸鎮(zhèn)完整，而楊國忠的黨羽鮮于仲通向南詔進行領(lǐng)土擴張的企圖也落了個災(zāi)難性的結(jié)局。753年設(shè)立了由何復光節(jié)制的一個強大和擁有全權(quán)的嶺南藩鎮(zhèn)，使之從南面威脅南詔，但此舉收效甚微。754年夏對南詔重新發(fā)動入侵，其結(jié)果是又喪失了約全部人馬的四分之三。①
楊國忠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軍事盟友。他選中了唯一與安祿山明顯為敵的突厥將領(lǐng)哥舒翰，［1］ 此人是西北隴右和河西兩地的節(jié)度使，并已在753年陰歷八月被封為王。他與安祿山的堂兄弟朔方節(jié)度使安思順長期不和；雖然在快到李林甫臨終時玄宗試圖讓宦官高力士去彌合雙方的分歧，但這反而使局面更加惡化；安祿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開激烈爭吵。
哥舒翰擁有龐大的軍隊，總數(shù)達14.3萬人，他們久經(jīng)沙場，在戰(zhàn)斗中得到鍛煉，在吐蕃邊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勝。754年，他的軍隊大加擴充。隴右建立了八支新軍，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軍。［2］
753至754年的冬季，安祿山急于加強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來朝廷祝賀新年。楊國忠告訴玄宗，安祿山肯定要謀反，并建議召見他以考驗他是否忠誠。當召見令發(fā)出時，出乎楊國忠意外的是，安祿山應(yīng)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遠不變的忠誠。玄宗對他大加賞賜，并比以往更加信任，雖然皇太子也與楊國忠一起警告說，安祿山可能謀反。使事態(tài)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應(yīng)任命安祿山為特任宰相，只是在楊國忠提出了關(guān)于安祿山只字不識不宜肩負此重任的緊急請求后，這一任命才未實現(xiàn)。結(jié)果，安祿山只當了尚書省仆射，這一職務(wù)當時是通常授給前宰相的閑職。［3］
但安祿山仍獲得一個削弱楊國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職務(wù)。他被任命為閑廄使和隴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鎮(zhèn)）群牧使。雖然安祿山三鎮(zhèn)兵力多于哥舒翰的軍隊，但河西和隴右的軍隊卻能更充分地得到騎兵的配備；此外全國騎兵所依賴的巨大的國家牧地都集中在隴右和長安西北今陜甘兩省的地區(qū)。安祿山通過這一新任命的官職能為自己軍隊挑選幾千匹一流戰(zhàn)馬，以彌補自己軍隊的不足。［4］
在安祿山在京逗留期間，楊國忠的敵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祿山在754年陰歷三月回范陽鎮(zhèn)時，他晝夜乘船兼程行進，途經(jīng)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為擔心楊國忠會派人追趕和拘捕他。［5］ 宰相和帝國最有力量的將領(lǐng)之間的對抗形勢此時顯然已無法扭轉(zhuǎn)。但玄宗仍相信安祿山的個人忠誠，朝中無人再敢提出他謀反的可能性了。
安祿山來朝廷的結(jié)果是使楊國忠能為自己清除高級官員中的一個敵對集團，其中的成員與玄宗關(guān)系密切而且對他有相當影響。刑部尚書張筠和太常寺卿張垍兩兄弟為張說之子。［6］ 張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職時政績卓著。他長于寫作，早就有擔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壓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陳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夠接替陳的位置。張垍在8世紀20年代也在朝中歷任顯宦；玄宗對他特別寵愛，把寧親公主下嫁給他，并準許他住在宮內(nèi)的一個府第內(nèi)。玄宗把他用作起草詔書的私人秘書和精通重大禮儀的人。當陳希烈請求批準辭職時，他也希望取代陳而擔任宰相，看來玄宗也確有此意。另一個弟兄為門下省給事中張埱。但張氏弟兄的權(quán)力與其說依靠他們的高級職務(wù)，不如說是來自張筠和張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職。
前面已經(jīng)談過，玄宗在8世紀20年代有意識地發(fā)展集賢院，來為自己提供一批年輕有為之士，使他們能協(xié)助他從事各種文學寫作和準備、起草國家的主要文件。集賢院最初由張說掌管，后來被陳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要地位。但在玄宗后期，它受到另一個由年輕有為之士組成的翰林院的挑戰(zhàn)。翰林院與集賢院不同，是直屬皇帝本人的一個宮廷機構(gòu)。它最初由一大批作家、詩人、風水專家、占卜者、佛道僧侶、藝術(shù)家、畫家、書法家甚至棋師組成，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實愉快的翰林待詔。738年，翰林院新設(shè)一學士院。學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過原來的翰林院，它是為皇帝處理國務(wù)和起草文件的個人的機要處；在這一職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賢院。［7］ 張垍是學士院首批成員之一，院址就設(shè)在宮中他的府第內(nèi)。到754年，張筠也成為供奉。因此他們很有影響，很接近玄宗。
張垍實際上曾起草任命安祿山為宰相的詔書，但由于楊國忠的反對，詔書從未被付諸實施。754年陰歷三月安祿山離京時，玄宗的大太監(jiān)高力士為他送行；高向玄宗稟告，安祿山離京時非常不滿，因為他知道玄宗原來打算任命他為宰相，但最后沒有做到。楊國忠猜測此事只能是張垍或他的某個弟兄向安祿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為翰林院學士必須嚴守機密，張垍及其弟兄都被貶往地方擔任次要職務(wù)。［8］
這一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在政治上又贏得了一個勝利。陳希烈再三要求辭去宰相之職，754年陰歷七月玄宗在楊國忠的贊同下予以批準，因為楊國忠與這個同僚已經(jīng)不和。玄宗希望吉溫代替陳希烈，此人兇殘陰險，在746至748年的清洗中曾是李林甫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并在御史臺任職多年。吉溫此時已成為一個安祿山的支持者；這一年早些時候，安祿山曾要求他擔任自己的群牧副使，同時還策劃提升他為兵部侍郎。楊國忠在想到必須與如此一名危險的同僚對抗時，不禁驚慌失措，所以他反對玄宗的人選，并成功地讓年長的吏部侍郎韋見素擔任吉溫的上司兵部尚書并成為特任宰相。［9］
韋見素［10］ （687—762年）是名門出身的進士，他在睿宗登基前的王府擔任低級官員，所以玄宗了解他的整個成年生活。他在京師歷任高級職務(wù)，以為人隨和溫順著稱。正如楊國忠所希望的那樣，他證明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他副署楊國忠作出的命令時從不懷疑。
754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又清除了另一個敵人，他就是深得人心和能干的皇族成員和京兆尹李峴。據(jù)某些記載，他把自753年以來影響長安的連綿陰雨歸咎于李峴，從而達到了清除的目的。其他記載則指出，楊國忠派密探弄清了一件牽涉到安祿山的陰謀后，強迫李峴的京兆府官員去襲擊在京的安祿山的府第，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安祿山計劃叛亂的證據(jù)。安祿山的兩個代理人安岱和李方來都被處死。安祿山大怒，向玄宗申訴，玄宗為了安撫安祿山，就給理論上應(yīng)負責任的官員李峴以降級處分。［11］
他還使河東太守兼采訪使韋陟失寵，此人為著名學者，官聲極佳；楊國忠擔心玄宗可能計劃調(diào)他進京擔任宰相。韋陟被指控挪用公款，于是御史們前往進行調(diào)查。韋陟愚不可及，竟賄賂吉溫為他說情，同時又寫信給安祿山求助。此事被揭穿以后，楊國忠不但能把韋陟貶往邊遠的南方，而且又能把吉溫調(diào)出京師，然后把他處死。安祿山因此在中央權(quán)府中損失了一員干將，他要求寬恕吉溫的呼吁未被理會。［12］
次年初期，不敢再親自來朝的安祿山派一名副將前來，要求批準以非漢族將領(lǐng)取代許多漢族將領(lǐng)。楊國忠和韋見素以此作為安祿山計劃謀反的確證，要求玄宗拒絕此議。［13］ 但是玄宗發(fā)怒了，他下詔照安祿山的要求任命新將領(lǐng)。宰相們于是提議召安祿山來朝廷和擔任宰相，但他所領(lǐng)的諸藩鎮(zhèn)應(yīng)予分割并劃歸漢族將領(lǐng)節(jié)制，以剝奪他的實權(quán)。最初，玄宗傾向于按他們的意見辦理，而且必要的詔令也已擬就。但在詔令發(fā)出之前玄宗又作了進一步考慮；他派一名宦官前往安祿山駐節(jié)之地，要他弄清安祿山是否真正在計劃謀反。這名宦官得到安祿山的大量賄賂，所以回稟說安祿山一直完全忠于王朝。因此，玄宗命楊國忠和韋見素不要再用這類指控去打擾他。
但在755年初春，門下給事中裴士淹被派往河北巡視，據(jù)推測此舉是一個預(yù)防措施。［14］ 同時，安祿山又在與契丹和奚交戰(zhàn)，并在陰歷四月報捷。［15］ 他究竟是想重新取得玄宗的歡心，還是在自己謀反時希望使外敵置身事外，則不得而知。安祿山留在范陽的大本營內(nèi)，屢次稱病，拒絕接見玄宗的使者。當裴士淹抵達時，他一直等了三個星期安祿山才同意接見，甚至接見時他仍受到冷遇。
同時，楊國忠在京師繼續(xù)打擊浮在面上的安祿山的支持者，并且經(jīng)常企圖制造安祿山有二心的證據(jù)。新任的京兆尹把安祿山的府第圍困，逮捕了安的一個代理人；經(jīng)御史臺審訊后此人被秘密處死。安祿山的一個兒子安慶宗娶一個郡主為妻，并在朝廷任供奉。他秘密通知安祿山所發(fā)生的這些事。安祿山此時更加驚慌，當玄宗的親筆詔書召他回長安參加陰歷六月其子婚禮時，安祿山稱病拒絕進京。
陰歷七月安祿山奏稱，他要進貢馬3000匹，每匹馬配備兩名馬夫，由22名安祿山的非漢族將領(lǐng)帶領(lǐng)。河南尹達奚珣向玄宗提出警告說，他推測這些人可能會參加一場政變，所以建議讓安祿山等到冬季送馬，而且馬夫由政府提供，這樣就可以不動用安祿山的軍隊。現(xiàn)在，連玄宗也意識到安祿山可能有謀反之意了，就在此時，這一年早些時候他賄賂玄宗所派宦官之事真相大白。這名宦官被處死；另一名宦官攜帶給安祿山的詔書前往范陽，詔書內(nèi)容如同達奚珣的建議，并邀請他在秋末玄宗依例在溫泉逗留期間來見玄宗。當玄宗的使者抵達范陽時，安祿山坐著接待，甚至拒絕按慣例表示敬意，幾天后使者被打發(fā)回長安。沒有再被接見。［16］
事情現(xiàn)在很清楚，叛亂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在755年陰歷十一月初九，安祿山率領(lǐng)由同羅、契丹、奚和室韋諸部落民組成的軍隊和分隊造反，他聲稱已接到御旨，命他去平定叛亂分子劉國忠。
?。?］ 傳記載《舊唐書》，卷104第3211—3215頁；《新唐書》，卷135第4569—4574頁。
?。?］ 《資治通鑒》，卷216第6919頁。
［3］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2—6923頁。
?。?］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3—6924頁。
［5］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4頁。
［6］ 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57—3059頁；《新唐書》，卷125第4411—4412頁。
?。?］ 關(guān)于翰林院的發(fā)展情況，見F.A.比紹夫：《翰林》（巴黎，1963年），第6—9頁。
?。?］ 《舊唐書》，卷97第3058頁；《資治通鑒》，卷217第6925頁。
?。?］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7—6928頁。
?。?0］ 傳記載《舊唐書》，卷108第3275—3278頁；《新唐書》，卷118第4267—4269頁。
?。?1］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3頁和《考異》；《舊唐書》，卷112第3343頁。
?。?2］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頁。
［13］ 《新唐書》，卷118第4627頁；《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頁。
?。?4］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6934頁。
?。?5］ 《資治通鑒》，卷217第6932頁。
?。?6］ 《資治通鑒》，卷217第6932—6934頁。
但是，朝廷的勢力顯然被邊鎮(zhèn)節(jié)度使的巨大權(quán)力所壓倒；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的最后幾年，安祿山和楊國忠之間的關(guān)系日趨緊張；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東北的邊鎮(zhèn)，對帝國構(gòu)成了巨大的潛在威脅，后者則牢牢地支配著京師和朝廷。楊國忠此時孤注一擲，試圖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軍事后盾，以與安祿山的力量相抗衡。
楊國忠想鞏固他的劍南節(jié)度使地位的企圖并不特別成功；四川遠離朝廷，交通不便，它的軍事編制又比較小，遠不如東北諸鎮(zhèn)完整，而楊國忠的黨羽鮮于仲通向南詔進行領(lǐng)土擴張的企圖也落了個災(zāi)難性的結(jié)局。753年設(shè)立了由何復光節(jié)制的一個強大和擁有全權(quán)的嶺南藩鎮(zhèn)，使之從南面威脅南詔，但此舉收效甚微。754年夏對南詔重新發(fā)動入侵，其結(jié)果是又喪失了約全部人馬的四分之三。①
楊國忠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軍事盟友。他選中了唯一與安祿山明顯為敵的突厥將領(lǐng)哥舒翰，［1］ 此人是西北隴右和河西兩地的節(jié)度使，并已在753年陰歷八月被封為王。他與安祿山的堂兄弟朔方節(jié)度使安思順長期不和；雖然在快到李林甫臨終時玄宗試圖讓宦官高力士去彌合雙方的分歧，但這反而使局面更加惡化；安祿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開激烈爭吵。
哥舒翰擁有龐大的軍隊，總數(shù)達14.3萬人，他們久經(jīng)沙場，在戰(zhàn)斗中得到鍛煉，在吐蕃邊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勝。754年，他的軍隊大加擴充。隴右建立了八支新軍，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軍。［2］
753至754年的冬季，安祿山急于加強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來朝廷祝賀新年。楊國忠告訴玄宗，安祿山肯定要謀反，并建議召見他以考驗他是否忠誠。當召見令發(fā)出時，出乎楊國忠意外的是，安祿山應(yīng)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遠不變的忠誠。玄宗對他大加賞賜，并比以往更加信任，雖然皇太子也與楊國忠一起警告說，安祿山可能謀反。使事態(tài)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應(yīng)任命安祿山為特任宰相，只是在楊國忠提出了關(guān)于安祿山只字不識不宜肩負此重任的緊急請求后，這一任命才未實現(xiàn)。結(jié)果，安祿山只當了尚書省仆射，這一職務(wù)當時是通常授給前宰相的閑職。［3］
但安祿山仍獲得一個削弱楊國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職務(wù)。他被任命為閑廄使和隴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鎮(zhèn)）群牧使。雖然安祿山三鎮(zhèn)兵力多于哥舒翰的軍隊，但河西和隴右的軍隊卻能更充分地得到騎兵的配備；此外全國騎兵所依賴的巨大的國家牧地都集中在隴右和長安西北今陜甘兩省的地區(qū)。安祿山通過這一新任命的官職能為自己軍隊挑選幾千匹一流戰(zhàn)馬，以彌補自己軍隊的不足。［4］
在安祿山在京逗留期間，楊國忠的敵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祿山在754年陰歷三月回范陽鎮(zhèn)時，他晝夜乘船兼程行進，途經(jīng)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為擔心楊國忠會派人追趕和拘捕他。［5］ 宰相和帝國最有力量的將領(lǐng)之間的對抗形勢此時顯然已無法扭轉(zhuǎn)。但玄宗仍相信安祿山的個人忠誠，朝中無人再敢提出他謀反的可能性了。
安祿山來朝廷的結(jié)果是使楊國忠能為自己清除高級官員中的一個敵對集團，其中的成員與玄宗關(guān)系密切而且對他有相當影響。刑部尚書張筠和太常寺卿張垍兩兄弟為張說之子。［6］ 張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職時政績卓著。他長于寫作，早就有擔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壓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陳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夠接替陳的位置。張垍在8世紀20年代也在朝中歷任顯宦；玄宗對他特別寵愛，把寧親公主下嫁給他，并準許他住在宮內(nèi)的一個府第內(nèi)。玄宗把他用作起草詔書的私人秘書和精通重大禮儀的人。當陳希烈請求批準辭職時，他也希望取代陳而擔任宰相，看來玄宗也確有此意。另一個弟兄為門下省給事中張埱。但張氏弟兄的權(quán)力與其說依靠他們的高級職務(wù)，不如說是來自張筠和張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職。
前面已經(jīng)談過，玄宗在8世紀20年代有意識地發(fā)展集賢院，來為自己提供一批年輕有為之士，使他們能協(xié)助他從事各種文學寫作和準備、起草國家的主要文件。集賢院最初由張說掌管，后來被陳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要地位。但在玄宗后期，它受到另一個由年輕有為之士組成的翰林院的挑戰(zhàn)。翰林院與集賢院不同，是直屬皇帝本人的一個宮廷機構(gòu)。它最初由一大批作家、詩人、風水專家、占卜者、佛道僧侶、藝術(shù)家、畫家、書法家甚至棋師組成，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實愉快的翰林待詔。738年，翰林院新設(shè)一學士院。學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過原來的翰林院，它是為皇帝處理國務(wù)和起草文件的個人的機要處；在這一職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賢院。［7］ 張垍是學士院首批成員之一，院址就設(shè)在宮中他的府第內(nèi)。到754年，張筠也成為供奉。因此他們很有影響，很接近玄宗。
張垍實際上曾起草任命安祿山為宰相的詔書，但由于楊國忠的反對，詔書從未被付諸實施。754年陰歷三月安祿山離京時，玄宗的大太監(jiān)高力士為他送行；高向玄宗稟告，安祿山離京時非常不滿，因為他知道玄宗原來打算任命他為宰相，但最后沒有做到。楊國忠猜測此事只能是張垍或他的某個弟兄向安祿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為翰林院學士必須嚴守機密，張垍及其弟兄都被貶往地方擔任次要職務(wù)。［8］
這一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在政治上又贏得了一個勝利。陳希烈再三要求辭去宰相之職，754年陰歷七月玄宗在楊國忠的贊同下予以批準，因為楊國忠與這個同僚已經(jīng)不和。玄宗希望吉溫代替陳希烈，此人兇殘陰險，在746至748年的清洗中曾是李林甫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并在御史臺任職多年。吉溫此時已成為一個安祿山的支持者；這一年早些時候，安祿山曾要求他擔任自己的群牧副使，同時還策劃提升他為兵部侍郎。楊國忠在想到必須與如此一名危險的同僚對抗時，不禁驚慌失措，所以他反對玄宗的人選，并成功地讓年長的吏部侍郎韋見素擔任吉溫的上司兵部尚書并成為特任宰相。［9］
韋見素［10］ （687—762年）是名門出身的進士，他在睿宗登基前的王府擔任低級官員，所以玄宗了解他的整個成年生活。他在京師歷任高級職務(wù)，以為人隨和溫順著稱。正如楊國忠所希望的那樣，他證明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他副署楊國忠作出的命令時從不懷疑。
754年晚些時候，楊國忠又清除了另一個敵人，他就是深得人心和能干的皇族成員和京兆尹李峴。據(jù)某些記載，他把自753年以來影響長安的連綿陰雨歸咎于李峴，從而達到了清除的目的。其他記載則指出，楊國忠派密探弄清了一件牽涉到安祿山的陰謀后，強迫李峴的京兆府官員去襲擊在京的安祿山的府第，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安祿山計劃叛亂的證據(jù)。安祿山的兩個代理人安岱和李方來都被處死。安祿山大怒，向玄宗申訴，玄宗為了安撫安祿山，就給理論上應(yīng)負責任的官員李峴以降級處分。［11］
他還使河東太守兼采訪使韋陟失寵，此人為著名學者，官聲極佳；楊國忠擔心玄宗可能計劃調(diào)他進京擔任宰相。韋陟被指控挪用公款，于是御史們前往進行調(diào)查。韋陟愚不可及，竟賄賂吉溫為他說情，同時又寫信給安祿山求助。此事被揭穿以后，楊國忠不但能把韋陟貶往邊遠的南方，而且又能把吉溫調(diào)出京師，然后把他處死。安祿山因此在中央權(quán)府中損失了一員干將，他要求寬恕吉溫的呼吁未被理會。［12］
次年初期，不敢再親自來朝的安祿山派一名副將前來，要求批準以非漢族將領(lǐng)取代許多漢族將領(lǐng)。楊國忠和韋見素以此作為安祿山計劃謀反的確證，要求玄宗拒絕此議。［13］ 但是玄宗發(fā)怒了，他下詔照安祿山的要求任命新將領(lǐng)。宰相們于是提議召安祿山來朝廷和擔任宰相，但他所領(lǐng)的諸藩鎮(zhèn)應(yīng)予分割并劃歸漢族將領(lǐng)節(jié)制，以剝奪他的實權(quán)。最初，玄宗傾向于按他們的意見辦理，而且必要的詔令也已擬就。但在詔令發(fā)出之前玄宗又作了進一步考慮；他派一名宦官前往安祿山駐節(jié)之地，要他弄清安祿山是否真正在計劃謀反。這名宦官得到安祿山的大量賄賂，所以回稟說安祿山一直完全忠于王朝。因此，玄宗命楊國忠和韋見素不要再用這類指控去打擾他。
但在755年初春，門下給事中裴士淹被派往河北巡視，據(jù)推測此舉是一個預(yù)防措施。［14］ 同時，安祿山又在與契丹和奚交戰(zhàn)，并在陰歷四月報捷。［15］ 他究竟是想重新取得玄宗的歡心，還是在自己謀反時希望使外敵置身事外，則不得而知。安祿山留在范陽的大本營內(nèi)，屢次稱病，拒絕接見玄宗的使者。當裴士淹抵達時，他一直等了三個星期安祿山才同意接見，甚至接見時他仍受到冷遇。
同時，楊國忠在京師繼續(xù)打擊浮在面上的安祿山的支持者，并且經(jīng)常企圖制造安祿山有二心的證據(jù)。新任的京兆尹把安祿山的府第圍困，逮捕了安的一個代理人；經(jīng)御史臺審訊后此人被秘密處死。安祿山的一個兒子安慶宗娶一個郡主為妻，并在朝廷任供奉。他秘密通知安祿山所發(fā)生的這些事。安祿山此時更加驚慌，當玄宗的親筆詔書召他回長安參加陰歷六月其子婚禮時，安祿山稱病拒絕進京。
陰歷七月安祿山奏稱，他要進貢馬3000匹，每匹馬配備兩名馬夫，由22名安祿山的非漢族將領(lǐng)帶領(lǐng)。河南尹達奚珣向玄宗提出警告說，他推測這些人可能會參加一場政變，所以建議讓安祿山等到冬季送馬，而且馬夫由政府提供，這樣就可以不動用安祿山的軍隊。現(xiàn)在，連玄宗也意識到安祿山可能有謀反之意了，就在此時，這一年早些時候他賄賂玄宗所派宦官之事真相大白。這名宦官被處死；另一名宦官攜帶給安祿山的詔書前往范陽，詔書內(nèi)容如同達奚珣的建議，并邀請他在秋末玄宗依例在溫泉逗留期間來見玄宗。當玄宗的使者抵達范陽時，安祿山坐著接待，甚至拒絕按慣例表示敬意，幾天后使者被打發(fā)回長安。沒有再被接見。［16］
事情現(xiàn)在很清楚，叛亂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在755年陰歷十一月初九，安祿山率領(lǐng)由同羅、契丹、奚和室韋諸部落民組成的軍隊和分隊造反，他聲稱已接到御旨，命他去平定叛亂分子劉國忠。
?。?］ 傳記載《舊唐書》，卷104第3211—3215頁；《新唐書》，卷135第4569—4574頁。
?。?］ 《資治通鑒》，卷216第6919頁。
［3］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2—6923頁。
?。?］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3—6924頁。
［5］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4頁。
［6］ 傳記載《舊唐書》，卷97第3057—3059頁；《新唐書》，卷125第4411—4412頁。
?。?］ 關(guān)于翰林院的發(fā)展情況，見F.A.比紹夫：《翰林》（巴黎，1963年），第6—9頁。
?。?］ 《舊唐書》，卷97第3058頁；《資治通鑒》，卷217第6925頁。
?。?］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7—6928頁。
?。?0］ 傳記載《舊唐書》，卷108第3275—3278頁；《新唐書》，卷118第4267—4269頁。
?。?1］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3頁和《考異》；《舊唐書》，卷112第3343頁。
?。?2］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頁。
［13］ 《新唐書》，卷118第4627頁；《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頁。
?。?4］ 《資治通鑒》，卷217第6929—6934頁。
?。?5］ 《資治通鑒》，卷217第6932頁。
?。?6］ 《資治通鑒》，卷217第6932—69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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