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級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優(yōu)秀的大臣。這些人大多數(shù)是在其父執(zhí)政、他為秦王時的文、武幕僚。但有兩個杰出人物是例外，即作過被害太子建成的顧問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辯地證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管其人過去的歷史背景。他曾經(jīng)這樣寫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栱桷。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士。”［1］

　　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選擇與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漸罷免了高祖時代的舊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輕支持者；他還大規(guī)模地斥退身為高官的皇親國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內(nèi)兄長孫無忌。他的最高級官員幾乎都是原來富有吏治經(jīng)驗的人和從前歷朝官員的子孫。太宗即位以后，朝廷中的高級官署都有些人事變動，但尚未見新的官僚階級出來掌權(quán)。［2］

　　在整個太宗時期，他最親密和最信任的顧問之一是他的內(nèi)兄長孫無忌（約600—659年）。長孫無忌出身于北魏勢族，大約和太宗同時生于洛陽，童年時期就和太宗的關(guān)系很好。他參加了唐高祖向隋都進軍的隊伍；事實證明他是個很有軍事才能的戰(zhàn)略家，并且后來隨太宗平服山東平原。作為太宗完全忠實可靠的支持者，他幫助太宗策劃反對其弟兄的政變，而且是把他們殺死在玄武門的少數(shù)人之一。

　　太宗即位后，長孫無忌被任為尚書右仆射領(lǐng)宰相銜。他妹妹當上了皇后，死后謚為“文德皇后”。長孫無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許他出入宮禁，不受限制。由于他的權(quán)勢過大，曾被指控為擅權(quán)并被迫辭職，但依然作皇帝的顧問。自633年以來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雖然是名譽性的）稱號——司空和司徒；而且他對皇帝的影響依然沒有減弱。643年，他以個人的巨大影響解決了繼位之爭，使之有利于未來的高宗。從645年直到太宗晚年，他再度掌門下省和尚書省的大權(quán)，并負責(zé)修訂律令。太宗死后，在他的指導(dǎo)下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顧命。太宗臨終時盛贊長孫，并要求褚遂良保護他，使他免受誹謗和危害。長孫無忌和太宗的終生友誼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親關(guān)系，使他特別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為群臣及顧問中的最有影響的人物。［3］

　　太宗群臣中的第二號人物是房玄齡（578—648年）。他出身于齊州（今山東省）的一個家族，他父親在隋代作過刺史，他本人在17歲的未冠之年即考中進士。在隋代，他歷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并在隋都作吏部侍郎。太宗占領(lǐng)長安后不久，他作為一個富有經(jīng)驗和能干的官員加入了太宗的侍從行列。他成了未來皇帝的長期伙伴，總是伴隨太宗出征，充當顧問和秘書。

　　太宗作秦王時，他給太宗引薦了一批人作幕僚。這些人大部分是當時的山東人，并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東北平原的敵手們的舊官吏。房玄齡和長孫無忌一同策動玄武門之變，太宗即位后，他繼續(xù)作太宗的顧問和私人秘書，起草詔令；據(jù)說他起草的詔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構(gòu)。

　　如果說長孫無忌基本上以個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謀士，那么房玄齡則是一個卓越的實干家。他和杜如晦（見下文）一起，薦舉了一批高層官員，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們從629到630年共同負責(zé)尚書省的工作）。房玄齡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辦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義語。房玄齡作尚書左仆射十三年（629—642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長的宰相。

　　房玄齡是一位特別講求實際和正直的顧問大臣，他的影響比清教徒式的魏徵（見下文）更大，因為魏徵嘮叨不休的道德說教，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閣。房玄齡則在必要時自動讓步，而且有時過于順從皇帝。但他很務(wù)實而又得人心，他的裁斷公正寬厚，見解穩(wěn)健，深為皇帝和僚屬所歡迎。他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別在太宗晚年日益驕傲?xí)r更是如此。雖然他謙柔而沒有很大野心，但在整個太宗時期他是僅次于長孫無忌的權(quán)勢人物。［4］

　　與房玄齡齊名的杜如晦（585—630年）出身于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高官一樣，他也生于一個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作過官，他本人在隋代作過地方上的小官，后來辭職。唐興后不久，他參加了太宗的幕僚集團，與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一樣隨太宗參加了征討東北平原的戰(zhàn)役。他也參與了玄武門之變，很可能參與了襲殺太宗兄弟們的行動。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的決斷力，以至對房玄齡說，所有的重大政府決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如晦和房玄齡彼此取長補短，同心協(xié)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癥而死于630年，正當他的權(quán)力的頂峰時期。［5］

　　和這兩個有決斷力并講求實效的政治家形成鮮明對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團中強調(diào)儒家道德標準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個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齊作過小官，隋末，魏徵作了起義領(lǐng)袖李密的幕僚。618年末李密降唐，魏徵也隨著到了長安。后來作太子建成的幕僚時，他支持建成反對李世民并為建成出謀劃策。建成在玄武門被殺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進行了一次對話，他表現(xiàn)出驚人的直率。當李世民問他為什么和建成、元吉發(fā)生爭吵時，他答以他們不聽他的勸告：如何對付他們的野心勃勃的現(xiàn)在已取得勝利的弟兄，他說：“皇太子若從徵言，必?zé)o今日之禍?！崩钍烂駬?jù)此斷定，這個倔強坦率的人大有用處，于是任命他為自己的幕僚。

　　一個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為諫議大夫并授以榮銜。后來，他又任太宗個人的使節(jié)，到東北平原與殘余的敵對集團談判和平。魏徵對這個任務(wù)非常適宜，因為他以前支持過一個主要叛亂者。他可用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來表明新政權(quán)對李世民或唐王朝從前的敵對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樣任用。除去這類“外交”使命之外，魏徵還參與了朝廷的其他活動。他參加了幾個學(xué)術(shù)項目，如編制《新禮》（又稱《貞觀禮》），他和房玄齡一起于636年把這部書呈獻太宗；他又在629至636年期間和其他史官合編了唐以前幾個朝代的史書（見下文）。

　　但魏徵很少參與實際的行政和決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為從事實際工作的政治家而成為當時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個不屈不撓的道德家和無所畏懼的諫諍者而著稱；中國人確實認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637年的魏徵的一份諫疏足以說明他的直率的批評。這是應(yīng)太宗之問而談到太宗早年和當前統(tǒng)治的比較時所說的話。他坦率地指出：“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從諫。自茲厥后，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fù)曩時之豁如也?！保?］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剛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權(quán)的作用。他是成為太宗時期政治特色的一個象征，這個特色就是君臣以誠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換意見。魏徵在后世的學(xué)者、文官之中所以享有盛譽，肯定是由于他所起的這種作用，這種作用很符合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7］

　　另一個大臣是倔強而難以相處的蕭瑀（575—648年），他是在太宗時繼續(xù)任職的高祖的少數(shù)大臣之一，主要起著道德說教的御史的作用，但不像魏徵那樣享有死后的榮譽。他經(jīng)常吹毛求疵，并與同僚們爭吵，終于觸怒了太宗，以致于627年末被免除了宰相之職。但他依然保留了他的高官地位。630年他任御史大夫，在這一年又一度作過短期的宰相；在635至636年又出任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于他的行政經(jīng)驗，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潔和耿直的品質(zhì)，雖然他的性格好斗，和同僚們的關(guān)系又不好。643年，在繼位之爭的倫理危機之后，他又被任為宰相和太子（后來的高宗）少師。他擔(dān)任這些官職直到646年，當時他要求退休作和尚，公然和太宗發(fā)生口角，于是被外放到地方。在整個太宗時期，他依然是一個有權(quán)勢的人物，雖然在政治上常常表現(xiàn)為消極的力量：一種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剛正不阿的品質(zhì)是決不可等閑視之的勢力。［8］

　　在太宗晚年，另外一些人物開始在朝廷顯露頭角。魏徵死后，他的體現(xiàn)“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年）承擔(dān)下來。褚遂良是南萬人，他父親褚亮在陳、隋兩朝作官；因介入流產(chǎn)的楊玄感叛亂而被貶謫到西北，在那里他變節(jié)倒向叛亂者薛舉一伙。619年薛舉死后，他們父子投唐，褚亮成了太宗個人文學(xué)館里的成員。褚遂良是一個天才的學(xué)者、有名的書法家和歷史家。他在太宗朝歷任秘書省的文學(xué)“清要”官職，如起居郎和諫議大夫。他掌起居注時，以抵制太宗想影響起居注內(nèi)容的企圖而聞名。643年在繼承問題的爭議上，他支持后來的高宗作太子，其后，他作了太子的師傅。他作為皇帝的顧問，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對內(nèi)主張溫和政策，對外反對擴張政策。647年，他當上宰相，在中書、門下兩省享有高位。太宗臨終時，他和長孫無忌受太宗顧命。

　　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確是一個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當他成為高官時，太宗已不再聽取道德說教了。但他無疑依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關(guān)系并對皇帝施加相當?shù)挠绊懀凰诔⑸嫌泻芨叩膫€人威信，這種威信持續(xù)到高宗時期。［9］

　　以上我們所說的人物雖然在高祖創(chuàng)業(yè)時期作過短暫的軍事將領(lǐng)，但基本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還有兩個有影響的武官。

　　頭一個是李靖（571—649年），他生于西北的京畿區(qū)，他祖父和父親是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作官多年，是太宗最老的親密伙伴。李靖在長安被唐軍占領(lǐng)后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統(tǒng)軍平服中國南部的幾個叛亂政體。625至626年他和東突厥作戰(zhàn)。太宗即位后，他歷任朝廷各種高官，但也被派出征，與薛延陀和東突厥作戰(zhàn)。630至634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如晦而和房玄齡一起共管尚書省，所以對皇帝顯然很有影響。他雖然在634年后期帶著榮譽高級職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統(tǒng)軍成功地在庫庫淖爾地區(qū)（青海）擊敗吐谷渾。以后的年代，他繼續(xù)以一個有勢力的人物影響著皇帝，直到649年他去世時為止。［10］

　　另一個武將在朝廷起著雙重作用的是更年輕的李世勣（594—669年）。他出身于今山東省的一個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時期參加了翟讓領(lǐng)導(dǎo)的起義，在靠近洛陽的地區(qū)活動。后來在李密手下作軍官，李密降唐后，受魏徵的勸說歸唐，這是 619年的事。在唐軍平服河北和山東的戰(zhàn)爭中，他是一員主要將領(lǐng)，僅次于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原來的唐軍基地山西北部的太原作軍事長官，防御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適于這個任務(wù)，他在太原這個重鎮(zhèn)任軍事長官直到641年，并在629年至630年平服東突厥的戰(zhàn)爭和事后安置突厥降民事務(wù)中起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太宗曾這樣說過，李世?之抗擊突厥“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641年，他任兵部尚書時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軍遠征薛延陀（見下文），此后就在朝廷過安定生活。643年他作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在這個位置上。這一時期他多半外出征討，一是在644年出征高麗，一是在646年抗擊薛延陀。雖然最后這幾年他沒有在朝廷，但依然是一個對朝廷政治有影響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宰相，643年后還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對李世?應(yīng)該繼續(xù)忠于他（太宗）的繼承者一事非常關(guān)心。［11］

　　李靖和李世?是整個7世紀一直相當普遍的那種官員的代表人物，在內(nèi)是朝廷文官，在外是戰(zhàn)場武將，如成語所說的“入相出將”那樣。這些官員提醒我們，新興的唐朝統(tǒng)治集團也一樣要出自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領(lǐng)導(dǎo)者不僅需要成為干練的行政官員和學(xué)者，而且還要如皇帝本人那樣嫻于武事。

　?。?］ 《帝范》（叢書集成本），卷2第15—16頁。

　　［2］ 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33—42，123頁；布目潮風(fēng)：《隋唐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231—250頁。

　?。?］ 傳記載《舊唐書》，卷65第2446—2456頁；《新唐書》，卷105第4017—4022頁。

　?。?］ 傳記載《舊唐書》，卷66第2459—2467頁；《新唐書》，卷96第3853—3857頁。

　?。?］ 傳記載《舊唐書》，卷66第2467—2469頁；《新唐書》，卷96第3858—3860頁。

　?。?］ 見H.J.韋克斯勒：《天子的鏡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紐黑文， 1974年），第147頁。

　　［7］ 傳記載《舊唐書》，卷71第 2545—2562頁；《新唐書》，卷 97第3867—3882頁；又見韋克斯勒前書。

　?。?］ 傳記載《舊唐書》，卷 63第 2398—2404頁；《新唐書》，卷 101第 3949—3952頁。

　　［9］ 傳記載《舊唐書》，卷80第2729—2739頁；《新唐書》，卷105第4024—4029頁。

　?。?0］ 傳記載《舊唐書》，卷67第2475—2482頁；《新唐書》，卷93第3811—3815頁。

　?。?1］ 傳記載《舊唐書》，卷67第2483—2489頁；《新唐書》，卷93第3817—38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