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史料所描述的，后漢的制度不是烏托邦，而是實用的和起作用的體制。后漢的制度由秦朝和前漢轉化而來，并在轉化的過程中趨于更加復雜和精細。發(fā)生的變化導致它變得更好和更壞。官僚機構越來越大。新的司空可能促進公共工程?；实鬯饺速Y金與公共資金的混合無疑是為了改進管理，但卻引起了財政上的弊病。三公三方的監(jiān)督權代替了御史大夫及其官署對官員公開表現(xiàn)的考察；御史大大的丞轉到少府的官署；郡的監(jiān)轉到了地方行政機關，這一切都有助于朝分權和減少政府的監(jiān)督職能的方向發(fā)展。御用尚書臺、大將軍和太傅的重要性的增長產生了一種新的官僚政府的妥協(xié)。有權勢的各級宦官的產生是對外戚家族濫用其權力的一個反應。

　　總之，后漢的制度不僅具有建立在牽制和平衡這一基礎上的十分重要的穩(wěn)定性，還具有適應性和發(fā)展的能力。后漢的制度成為當時世界上及后來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