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租"、"賦"二字會被混同使用呢？那是因為在實際上，那時的田賦實在就是國家向農民征收的地租。

　　一般說起來，在封建社會中，地主是把農民的全部剩余勞動，以至必需勞動中的一部分都剝削下來，作為地租，使農民只能用極少的勞動生產品來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專制國家所征收的賦稅正是如此的。繳了賦稅以后，農民的所剩，的確是連自己的最低生活都難以維持了。

　　在戰(zhàn)國時，魏國的李悝曾給農民算了一筆賬。他說：一個五口人的農家，耕田一百畝，每年每畝可收粟一石半，共一百五十石。除掉"十一之稅"（十分之一的稅）十五石，還剩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要吃一石半粟，五個人一年共需九十石，剩下的只有四十五石了。穿的每人每年平均用錢三百，一家共需錢一千五百，這等于五十石粟（粟一石值錢三十）。--這樣算起來，這個耕田百畝的農家，繳了"十一之稅"以后，連必需的衣食已難維持了。何況農家除了這最起碼的衣食而外，也還有別的必需用費，而且"十一之稅"只是額定的正稅，事實上還有其他種種賦稅加在每一個農民身上。（對這筆賬應該說明一下的是：當時的"畝"和"石"都比現(xiàn)在的小。"百畝"約抵現(xiàn)在的三十畝，"一石"約抵現(xiàn)在的一斗。三十畝只產粟十五石，可見當時勞動生產力之低。所以雖是十一之稅，也不是農民所能勝任的。）

　　到了后代，勞動生產力漸漸提高，國家的租賦也跟著加重了。漢代的田賦算是極輕的，只收十五分之一乃至三十分之一。但是還有其他種種名目的賦稅，如每個農民都必須交納的人口稅，其實也是田賦的變相。所以漢代當時，已有人指出，在實際上，農民需繳百分之五十的稅。漢以后各代，農民負擔的賦稅都不少于此數(shù)。

　　農民對于專制國家的實際負擔，還不只是以農產物或銀錢繳納的一部分。封建地租本有三種形態(tài)，就是力役、實物和貨幣。封建專制國家也曾在這三種形態(tài)下榨取農民。以貨幣交田賦是從唐中葉以后才有的，但在用貨幣時，也兼行力役和實物的榨取。在不用貨幣的時候，更是一面要農民以勞力服役，一面又征取其勞動生產品--以谷物和布帛為主。如漢代規(guī)定，農民每年要擔負一個月的徭役勞動和三天的戍守邊疆。在行"均田制"的各代，也是力役和物租并取的，如唐代行均田制時的賦稱為"租庸調"法，"租"是谷物，"調"是布帛，"庸"就是徭役（當時的規(guī)定是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租庸調法和均田制同時消滅，唐后期行的賦制稱為"兩稅"制，即以"租庸調"三者合并為一，只有以錢或實物交納的一種田賦。但是事實上，農民仍不免于差役之苦。宋代、明代的農民也都有為官家服役的義務，都可算是農民對國家以力役充租賦的性質。

　　田賦是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財政收入中的最主要的一項， 像在清代乾隆三十一年，國家總收入是銀四千萬兩，其中屬于田賦項下的收入是三千二百萬兩。可以說，在專制統(tǒng)治者的財政收入中，絕對大多數(shù)是取之于土地上面，從農民的血汗中剝削下來的。（至于間接地看起來，封建時代的一切商業(yè)稅和別的稅，最后也都還是轉嫁在農民們的身上的。）但是光從國家田賦收入上，還不能知道農民的全部負擔總數(shù)，因為歷代的地方政府的開支和官吏薪給多半直接取之于當?shù)氐奶镔x和別的稅收中。再加以地方官員和收稅的官吏還要巧立名目，中飽浮收。像在清代，政府規(guī)定江南應繳給國家的米糧是每年四百萬石，但實際上江南人民要繳一千四百萬石，那一千萬石便成為各級有關官吏的中飽了。由此可見，農民的負擔是何等的沉重！

　　在唐代以前，地主們幾乎完全不負擔國家的賦稅。唐代行均田制以后，國家按田畝收賦，屬于大地主的田地自然也有繳納國賦的義務；但是實際上，因為大地主多半是官僚或退職的官僚，具有特殊權勢，所以都能仗勢不繳，逃避國稅，或隱瞞其田畝，以多報少。所以田賦的負擔主要的還是落在貧苦的小"自耕農"身上。地主們縱有所負擔，但是不消說的，這些負擔仍是轉嫁在佃種他們的土地、向他們繳納地租的農民身上的。

　　私家地主對于農民的剝削也是很重的。唐以前，常有人把國家向農民所征賦額和地主對農民所征租額相比較，來指斥地主收租太重。這二者可以對比，也正足以表明國賦原來就是地租。漢代人說，國賦只有十五分之一，而擁有土地的豪強，把土地分給小農種，卻要上十分之五的租。（但我們上面說過，國賦十五分之一其實只是名義，實際上國家和私家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不相上下。）唐代也有人記載說：長安附近，一畝田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卻有五斗到一石之巨。

　　農民對于地主，大都是以實物交租。也不止是谷物，還有其他種種實物。清代的小說《紅樓夢》中曾記載，在快要過年時，寧國府家的黑山莊烏莊頭前來繳租，書中列著所繳的租的清單，其中有豬羊鹿獐魚蝦雞鵝炭米干菜以至熊掌鹿筋海參鹿舌等等，還有一部分實物折成了銀子繳來。從這里可以看到這官僚地主家庭對于他的田莊上的農民的剝削情形。大觀園中的繁華原來也是建筑在農民的血汗上面的，賈珍向烏莊頭說得好："不向你們要向誰要？"

　　除了物租以外，農民對于地主也有供奉勞力的義務。地主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或甚至無限制地役使他們。在漢代、晉代，對于做了大地主的佃戶的農民，國家的權力就不能達到，不能向他們征稅征役，這就叫做豪強包庇民戶。但這些農民脫離了國家的權力后，卻落到私家大地主的權力下，實際上成為農奴，就是說他們不僅繳納生產品做地租，而且失掉了人身的完全自由，聽憑地主役使。在唐宋大地主的莊園中的佃戶也都還是農奴的地位。

　　宋以后專制統(tǒng)治更加強，也表現(xiàn)在這一點上。國家的權力漸漸無孔不入，他既向地主征賦，又使地主不能"包庇"農民。于是農民既要向地主繳很重的租，間接向國家繳賦，又要負擔國家的其他雜稅，并應國家的差役。他們的負擔比起僅僅負擔國家賦稅的自耕農是加倍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