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問題像是一個新問題。這幾年來，所謂國學斷斷續(xù)續(xù)地熱過一陣子，更有一些人極力提倡中小學要開讀經課，更有人大代表提議公務員考試要考“四書五經”，其中原委，一方面是自豪于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一方面是感嘆世風不古、道德淪喪（無論在市井還是在官場），所以需要儒學的補救吧。
但是，這個問題照舊是個老問題。幾十年前就曾有過同類的讀經運動，也曾有過同類的正方和反方，現(xiàn)在激辯的那些問題在我看來還是在幾十年前的框子里打轉，甚至還不如前人說得透徹。
再次請出胡適，1935年的胡適，他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很扎眼，叫做《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注釋1) 。
文章起于傅孟真在《大公報》撰文，討論學校讀經的問題，其中提到六經之難讀，說“今日學校讀經，無異于拿些教師自己半懂不懂的東西給學生?！涬m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
胡適對傅孟真這話大以為然，繼而分析道：
今日提倡讀經的人們，夢里也沒有想到五經至今還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東西。這也難怪，毛公、鄭玄以下，說《詩》的人誰肯說《詩》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韓康伯以下，說《易》的人誰肯說《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鄭玄、馬融、王肅以下，說《書》的人誰肯說《尚書》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談，三百年中的經學家……又何嘗肯老實承認這些古經他們只懂得一半？……王國維先生忽然公開揭穿了這張黑幕，老實的承認，《詩經》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書》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國維尚且如此說，我們不可以請今日妄談讀經的諸公細細想想嗎？
在我來看，胡適這話說得還保守了。要知道，他那個時代里，經學畢竟還有著很高的地位，現(xiàn)在則大不一樣，談起“四書五經”或“十三經”，誰還會再有一絲半點的顧忌呢？其實，別說是歷來以難解著稱的《尚書》和《易經》，就算最淺顯不過的《論語》，又何嘗不是歧意紛紜？
——經書無法讀懂的論調其實并非始于王國維，早在東漢，王充就曾經有過專論，說孔子的學生們很少有敢于和老師辯駁的，有不懂的地方經常就悶在心里，所以孔子的話里便有一些怕是永遠都不可解的；王充還就此認為：漢代儒生更加講不清孔子的那些話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注釋2)
往更早的時代追溯，《禮記?檀弓》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這個著名的典故就已經說明孔子的第一代弟子里便已經有人對老師的話因為斷章取義而發(fā)生誤解了?；仡櫼幌?，“《論語》的詞句，幾乎每一章節(jié)都有兩三種以至十多種不同的解讀”?！?注釋3)雖然得益于學術的進步，其中一些內容現(xiàn)在倒是明朗多了，可還是有很多地方恐怕真會如王充的悲觀論調——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胡適看上去倒沒我這么悲觀，他雖然在文章中大講經典之不可解，卻在結尾處以不樂觀的語氣談了一點樂觀的展望：
總而言之，古代的經典今日正在開始受到科學的整理的時期，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真是最確當的估計?！对姟罚稌?，《易》，《儀禮》，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傳》也都有從頭整理的必要；就是《論語》、《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須經過新經學的整理的?！旰?，新經學的成績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
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現(xiàn)在，胡適那個“二三十年后”已經過去足有七十年了，在這七十年中，考古發(fā)現(xiàn)也多，學術進步也大，確實也做到了“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但是，不可解的地方依然很多，歧意爭執(zhí)也不在少數，而對一個舊問題的解決又往往引發(fā)出十個新問題來，這倒真讓人不由得體諒起朱元璋來：如果要把經書作為考試內容，如果沒有規(guī)范化的試卷格式（八股文），沒有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答案（朱熹的注釋），判起分來還真不知該如何下手呢。
至于說儒學能否扭轉“世風不古、道德淪喪”，這也是個老問題了，論之者甚眾?？疾煲幌職v史，會發(fā)現(xiàn)孔子那時候就已經“世風不古、道德淪喪”了，之后的每個時代也都同樣在感慨著“世風不古、道德淪喪”，也不知道那個“古”到底什么時候存在過?？墒里L難道不是（像胡適所說的那樣）在進步著么，多少“道德淪喪”的事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這兩天正在讀魯迅，就順手拿他在《南腔北調集》里的這段回憶作個例子吧：“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看，這等如今看來駭人聽聞的事情在魯迅時代竟然是社會現(xiàn)實哦，相比之下，難道不該說現(xiàn)代社會已經比之魯迅當時“古”多了么？而原因又在哪里呢？
相關的問題是，儒學究竟能否扭轉“世風不古、道德淪喪”呢？嗯，仔細看看，這個問題的前提就是有問題的——如果說得夸張一些，可以把對其前提的質疑表述成：“當真存在一種儒家學說嗎？”——這就留待正文部分去討論了，屆時我們也聽聽托克維爾等人的他山之石，看看道德這東西究竟是不是“講”來的。
卻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是：似乎越是暴君越是喜歡推行美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神圣帝國》里這樣描繪了法國大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和圣茹斯特對古典美德的熱情呼喚：
羅伯斯比爾在他論述公共道德的原則的演說中問道（在1794年2月5日召開的公會會議上）：“民主的或人民的政府的根本原則是什么？是美德。我說的是公共的美德，這種美德曾在希臘和羅馬做出了那么偉大的奇跡，并且將在共和的法蘭西做出更令人驚異的奇跡來。我們說的美德就是熱愛祖國和祖國的法律?！?注釋4)
接著，羅伯斯比爾明確地把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稱做“自由人民”。他不斷地要聽眾回憶古代的“人民本質”，并且既提到它的英雄萊喀古士、狄摩西尼……
圣茹斯特在關于逮捕丹東的報告……中極為明確地說：
“在羅馬人以后，世界變得空虛了，只有想起羅馬人，世界才充實起來，才能夠再預言自由。”
在圣茹斯特的另一個報告（關于普遍警察制的報告）中，共和主義者被描寫成完全具備了古代精神即剛毅、謙遜、樸質等品質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質來說應當是相當于羅馬的市政檢查局那樣的機關。他列舉了柯德爾……等人的名字。最后，圣茹斯特用一句話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義、美德”的特征，他說：
“革命者都應當成為羅馬人。”
在作為第三者的讀者看來，他們這些話實在是絕妙的反諷，可生活在法國大革命當中的人們對著這些個“美德”，怕是說什么也笑不出來的。
(注釋1)胡適：《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收錄于《胡適文集》第5卷，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版，引文見第439－443頁，原載于1935年4月14日的《獨立評論》第146號）
(注釋2)[東漢]王充《論衡：問孔》：“孔子笑子游之弦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注釋3)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第35頁）
(注釋4)[德]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1版，第155－156頁）
但是，這個問題照舊是個老問題。幾十年前就曾有過同類的讀經運動，也曾有過同類的正方和反方，現(xiàn)在激辯的那些問題在我看來還是在幾十年前的框子里打轉，甚至還不如前人說得透徹。
再次請出胡適，1935年的胡適，他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很扎眼，叫做《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注釋1) 。
文章起于傅孟真在《大公報》撰文，討論學校讀經的問題，其中提到六經之難讀，說“今日學校讀經，無異于拿些教師自己半懂不懂的東西給學生?！涬m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
胡適對傅孟真這話大以為然，繼而分析道：
今日提倡讀經的人們，夢里也沒有想到五經至今還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東西。這也難怪，毛公、鄭玄以下，說《詩》的人誰肯說《詩》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韓康伯以下，說《易》的人誰肯說《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鄭玄、馬融、王肅以下，說《書》的人誰肯說《尚書》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談，三百年中的經學家……又何嘗肯老實承認這些古經他們只懂得一半？……王國維先生忽然公開揭穿了這張黑幕，老實的承認，《詩經》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書》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國維尚且如此說，我們不可以請今日妄談讀經的諸公細細想想嗎？
在我來看，胡適這話說得還保守了。要知道，他那個時代里，經學畢竟還有著很高的地位，現(xiàn)在則大不一樣，談起“四書五經”或“十三經”，誰還會再有一絲半點的顧忌呢？其實，別說是歷來以難解著稱的《尚書》和《易經》，就算最淺顯不過的《論語》，又何嘗不是歧意紛紜？
——經書無法讀懂的論調其實并非始于王國維，早在東漢，王充就曾經有過專論，說孔子的學生們很少有敢于和老師辯駁的，有不懂的地方經常就悶在心里，所以孔子的話里便有一些怕是永遠都不可解的；王充還就此認為：漢代儒生更加講不清孔子的那些話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注釋2)
往更早的時代追溯，《禮記?檀弓》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這個著名的典故就已經說明孔子的第一代弟子里便已經有人對老師的話因為斷章取義而發(fā)生誤解了?；仡櫼幌?，“《論語》的詞句，幾乎每一章節(jié)都有兩三種以至十多種不同的解讀”?！?注釋3)雖然得益于學術的進步，其中一些內容現(xiàn)在倒是明朗多了，可還是有很多地方恐怕真會如王充的悲觀論調——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胡適看上去倒沒我這么悲觀，他雖然在文章中大講經典之不可解，卻在結尾處以不樂觀的語氣談了一點樂觀的展望：
總而言之，古代的經典今日正在開始受到科學的整理的時期，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真是最確當的估計?！对姟罚稌?，《易》，《儀禮》，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傳》也都有從頭整理的必要；就是《論語》、《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須經過新經學的整理的?！旰?，新經學的成績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
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現(xiàn)在，胡適那個“二三十年后”已經過去足有七十年了，在這七十年中，考古發(fā)現(xiàn)也多，學術進步也大，確實也做到了“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但是，不可解的地方依然很多，歧意爭執(zhí)也不在少數，而對一個舊問題的解決又往往引發(fā)出十個新問題來，這倒真讓人不由得體諒起朱元璋來：如果要把經書作為考試內容，如果沒有規(guī)范化的試卷格式（八股文），沒有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答案（朱熹的注釋），判起分來還真不知該如何下手呢。
至于說儒學能否扭轉“世風不古、道德淪喪”，這也是個老問題了，論之者甚眾?？疾煲幌職v史，會發(fā)現(xiàn)孔子那時候就已經“世風不古、道德淪喪”了，之后的每個時代也都同樣在感慨著“世風不古、道德淪喪”，也不知道那個“古”到底什么時候存在過?？墒里L難道不是（像胡適所說的那樣）在進步著么，多少“道德淪喪”的事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這兩天正在讀魯迅，就順手拿他在《南腔北調集》里的這段回憶作個例子吧：“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看，這等如今看來駭人聽聞的事情在魯迅時代竟然是社會現(xiàn)實哦，相比之下，難道不該說現(xiàn)代社會已經比之魯迅當時“古”多了么？而原因又在哪里呢？
相關的問題是，儒學究竟能否扭轉“世風不古、道德淪喪”呢？嗯，仔細看看，這個問題的前提就是有問題的——如果說得夸張一些，可以把對其前提的質疑表述成：“當真存在一種儒家學說嗎？”——這就留待正文部分去討論了，屆時我們也聽聽托克維爾等人的他山之石，看看道德這東西究竟是不是“講”來的。
卻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是：似乎越是暴君越是喜歡推行美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神圣帝國》里這樣描繪了法國大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和圣茹斯特對古典美德的熱情呼喚：
羅伯斯比爾在他論述公共道德的原則的演說中問道（在1794年2月5日召開的公會會議上）：“民主的或人民的政府的根本原則是什么？是美德。我說的是公共的美德，這種美德曾在希臘和羅馬做出了那么偉大的奇跡，并且將在共和的法蘭西做出更令人驚異的奇跡來。我們說的美德就是熱愛祖國和祖國的法律?！?注釋4)
接著，羅伯斯比爾明確地把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稱做“自由人民”。他不斷地要聽眾回憶古代的“人民本質”，并且既提到它的英雄萊喀古士、狄摩西尼……
圣茹斯特在關于逮捕丹東的報告……中極為明確地說：
“在羅馬人以后，世界變得空虛了，只有想起羅馬人，世界才充實起來，才能夠再預言自由。”
在圣茹斯特的另一個報告（關于普遍警察制的報告）中，共和主義者被描寫成完全具備了古代精神即剛毅、謙遜、樸質等品質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質來說應當是相當于羅馬的市政檢查局那樣的機關。他列舉了柯德爾……等人的名字。最后，圣茹斯特用一句話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義、美德”的特征，他說：
“革命者都應當成為羅馬人。”
在作為第三者的讀者看來，他們這些話實在是絕妙的反諷，可生活在法國大革命當中的人們對著這些個“美德”，怕是說什么也笑不出來的。
(注釋1)胡適：《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收錄于《胡適文集》第5卷，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版，引文見第439－443頁，原載于1935年4月14日的《獨立評論》第146號）
(注釋2)[東漢]王充《論衡：問孔》：“孔子笑子游之弦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注釋3)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第35頁）
(注釋4)[德]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1版，第155－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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