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才是《左傳》嚴格意義上解經(jīng)的開始，而前文孟子、聲子、仲子那些內(nèi)容則是"先經(jīng)以始事"（杜預語），把一段經(jīng)文敘事中的前因給說上兩句。
在經(jīng)學史上，為《左傳》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劉歆可能是第一人。劉歆的時代正是公羊?qū)W大興的時代，劉歆雖然力挺《左傳》，但學風畢竟也受到了公羊?qū)W風的影響，在《左傳》里發(fā)掘圣人的微言大義。學者們普遍認為，劉歆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時人普遍都把《公羊傳》、《榖梁傳》當作經(jīng)學，認為這兩部書是真正的《春秋》的教輔，而《左傳》不過是一部獨立成章的史書罷了。盡管從我們現(xiàn)代人的角度來看，《左傳》的史料價值遠遠大于另外兩傳，但在當時，如果《左傳》不被鑿實為和《公》、《榖》一樣也是《春秋》的教輔，肯定是不會獲得官學經(jīng)典的地位的。
于是，劉歆治《左傳》，也像公羊家一樣，就以這句"不書即位"來看，他就從中發(fā)掘出了"不書"和"不稱"的所謂"義例"--也就是說，凡是《左傳》記載"不書"，都代表著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凡是"不稱"，又代表著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但如果我們單純從文法和字義來看，還真看不出這兩者之間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差異。
的確，在一些經(jīng)師（如服虔、賈逵）那里，"不書"意味著這樣一層涵義：原版的魯史《春秋》在這里其實是記載了魯隱公的即位的，孔圣人在"修"《春秋》的時候出于某種深刻的考慮，把即位的文字給刪掉了。
反方意見肯定也是堅強地存在著的，杜預和孔穎達就說：隱公是攝政，根本就沒行即位典禮，既無即位之事，當時的史官自然也就沒記，而孔子沿用魯史舊文，也沒給添上一筆"公即位"，《左傳》跟著解釋一下，這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Ⅰ）
?。á瘢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傳所以見異于常。……[疏]"不書即位，攝也"?！鹫x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fā)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
顯而易見，雙方論辯的焦點集中在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蹲髠鳌放珊凸蚺筛鲌?zhí)一詞，勢同水火。
作為公羊?qū)W的一代宗師，何休對《左傳》學的興起忿忿不平。他相信：真理只有一個，天下系于一統(tǒng)，學術思想決不能走入后現(xiàn)代的多元化。于是，何休以正義和真理的化身自居，著書三部：《公羊墨守》、《榖梁廢疾》、《左氏膏肓》，其意圖是：堅定捍衛(wèi)公羊?qū)W，堅決打倒另外兩派。這意圖單從書名上就看得出來，所謂"墨守"，即取先秦墨家善于防守之喻，"廢疾"和"膏肓"基本能當成文人嘴里的臟話來聽了。
何休在《左氏膏肓》里力駁隱公攝政之說。因為《左傳》學家拿周公攝政之事作為攝政一事的參照系，所以何休便著力分析周公攝政和所謂魯隱公攝政之間的不同：按照古代的制度，諸侯年幼，天子會委任賢能的大夫去輔佐他，并沒有攝代之義。當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周公死的時候并不稱"崩"。可看看魯隱公，活著的時候稱"侯"，死的時候稱"薨"，這分明都是諸侯之禮，哪是什么攝政王呢？
--插入解釋一下：按《禮記·曲禮》，同樣是死，但不同等級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天子死了叫"崩"（古裝電視劇里常說"皇帝駕崩"），諸侯死了叫"薨"（hōng），大夫叫"卒"，士人叫"不祿"，庶人叫"死"（Ⅰ）。這就像我們現(xiàn)代社會里，領導死了叫"逝世"，小流氓死了叫"掛了"，只不過現(xiàn)在都是約定俗成，沒有嚴格要求而已。
何休這里的意思是：當初周公攝政，死時并沒有按天子之禮稱"崩"，而魯隱公卻在活著的時候稱"侯"，死的時候稱"薨"，完全是諸侯之禮，由此可見他并非攝政，而是即位為魯國國君。
何休繼續(xù)分析：周公攝政的時候，仍然以周成王為領導，只是幫他管理政務罷了，所有大事都要稟明周成王而后才付諸實施，周公之死又是在卸任退休之后，所以他的死被稱為"薨"，而不是"崩"，是依諸侯之禮而非天子之禮?？稍偾魄启旊[公，所謂攝政，連國君的名份也一并攝了去，以桓公為太子而非國君，所有大事都由自己獨斷專行。最終，魯隱公是在任上被謀殺的，也就是說，他是在死在國君的位子上，所以才生稱"公"，死稱"薨"，這和周公攝政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按《公羊傳》的說法，諸侯是沒有攝政一說的。（Ⅱ）
?。á瘢抖Y記·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á颍漢]何休《左氏膏肓》（《漢魏遺書鈔》）：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后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
?。毿牡淖x者會注意到，何休前邊說魯隱公"生稱侯"，后來又說"生稱公"，他是自相矛盾了嗎？當然不是，這個問題稍后再說。）
面對何休的咄咄逼人，同時代的另一位經(jīng)學大師鄭玄起而迎戰(zhàn)。鄭玄是融通今古文經(jīng)學的一位集大成者，而這次論戰(zhàn)堪稱漢代學術界頂尖高手的對決。
鄭玄針鋒相對，呼應著何休那三個氣勢洶洶的書名也寫了三本：《發(fā)墨守》、《起廢疾》、《箴膏肓》。在攝政這個問題上，鄭玄以姑蘇慕容的功夫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從《公羊傳》里拎出一句話來："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這話的背景是：宋穆公的位子是哥哥傳給他的，哥哥當初不傳子而傳弟，宋穆公感念恩德，后來便立下遺囑要在自己死后把位子傳給哥哥的兒子。鄭玄引的這句話就是宋穆公對他這位侄子說的："我現(xiàn)在坐這個國君的位子，不過是攝政罷了。"言下之意是：我只是暫時代理一下國政，這位子本來就該是你的，最后也一定會還給你的。鄭玄言簡意賅，隨后又點了一筆："這是你們《公羊傳》里自家的話，明明是說攝政，你何休又憑什么非難《左傳》呢？"（"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
鄭玄的諸多駁論，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風格一以貫之。何休咧著嘴說："鄭先生這是闖進我家，拿起我的武器來打我呀。"（"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何休和鄭玄這些論戰(zhàn)作品后來都已散佚，后人只能從各類典籍中輯引而已?！抖Y記正義》引《箴膏肓》讓我們得以看到鄭玄還有一些下文：周公還政于周成王，退歸臣子之位，而后才死，怎么可能稱"崩"呢？隱公是死在國君之位的，不稱"薨"又該稱什么呢？（Ⅰ）
這次論戰(zhàn)高下分明，《左傳》從此開始過上了一段揚眉吐氣的日子。但就上述這個具體論辯的細節(jié)而言，雖然鄭玄大占上風，但他的分析并不十分嚴密。宋穆公說的"吾立乎此，攝也"，考之具體背景，更像是一番自謙之辭--宋穆公明明就是合法的國君，也明明可以合法地把位子傳給自己的兒子。傳位給侄子那是他高尚，傳位給兒子那是理所當然。所以，宋穆公說自己"攝也"倒更像是一些領導說："我不是什么領導，我只是大家的總勤務員"，如果根據(jù)這句話來推論這位領導當真不是領導而只是一名勤務員，這在一般情況下顯然是荒謬的。至于周公當初到底是攝政還是稱王，這是整個經(jīng)學史上的一大疑團，辯者如云，而在《春秋》學里，這個問題直接影響著對魯隱公身份的解讀。--先秦文獻里有不少關于周公稱王的記載，而周公還有一個"周文公"的稱呼，見于《國語·周語上》韋昭注（Ⅱ）和晉人傅玄的《傅子·附錄》（Ⅲ），楊寬《西周史》即取其說。但汪受寬《謚法研究》細辨其非，認為這個說法不過是三國和晉代人拍腦門兒拍出來的而已（Ⅳ）。這問題直到現(xiàn)在也沒辯清楚，王暉曾歸納"學術界大致有三種代表性的說法：一是周公既攝政又稱王；二是周公既未稱王，也未攝政；三是周公雖攝政，卻未稱王"。（Ⅴ）
如果僅從先秦文獻上看，對周公稱王的說法實在太多，許多線索都對周公不利（或者也可以說是"有利"），《韓非子·難二》曾說"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持此論者還有很多，即便看看《史記》的攝政說，也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史記·周本紀》是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史記·魯周公世家》是說"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而周公臨死之前的遺愿是歸葬成周，但周成王還是把他和周文王葬在一起，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為臣。而且，成王還準許魯國以郊祭之禮和天子之樂來祭祀周公，這也正是"周禮盡在魯矣"的一個源頭所在。要知道，如果在周朝立國之初"禮儀之邦"的基本等級制度已然分明的話，或者基本禮制當真定于周公之手的話，那么，這種規(guī)格的祭祀恐怕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周公確曾作過天子。
后世的許多經(jīng)學家們本著君臣大義而死活不愿承認這一觀點，直至現(xiàn)代，這問題總算脫經(jīng)入史，從意識形態(tài)領域轉(zhuǎn)到了史學領域，研究起來才不那么棘手了。種種證據(jù)，無論從文獻來看，還是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周公稱王一事似是大有可能（Ⅵ），就算仍有歧義未決，也都是就是論事而已，只辯史實，不談義理，而回過頭來再看鄭玄、何休之爭，圍著"崩"和"薨"糾纏不休，似乎既很無謂，也很無味。
?。á瘢稘h魏遺書鈔》輯本：《禮記正義》引《箴》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
（Ⅱ）《國語·周語上》載祭公謀父語"是故周文公之《頌》曰……"韋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謚也。
?。á螅晉]傅玄《傅子·附錄》：周文王子公旦，有圣德，謚曰文。
?。á簦┩羰軐挘骸吨u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0頁。
（Ⅴ）王暉：《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中華書局2003年第1版），第155－156頁。
?。á觯┰斠姡和跤裾堋豆攀芳帧罚ㄖ腥A書局2000年第1版）"周公旦的當政及其東征考"。
的確，我們現(xiàn)代人看著鄭玄、何休這兩位當時頂尖學者的辯論，大約都會覺得非常無謂：一個人死就死了，"崩"也是死，"薨"也是死，值得那么較真么！
但古人還真就是這么較真的，因為這小小字眼的背后就是厚重的"春秋大義"。一方面，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就是擺在眼前的：一字之差，周公的身份便大為不同，而真真假假效法周公的人怎能不為此緊張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莽，處處效法周公，甚至還曾使?jié)h家改元為"居攝"，此即影射周公攝政而來，在高尚的幌子之下行奪權之實。
周公攝政稱王的問題為什么這么敏感，這么激烈，想想秦漢以后皇帝和權臣之間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受托孤而輔政的重臣與稚齡皇帝之間的關系問題，還有皇族內(nèi)部的人際關系問題（比如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和方孝孺理論，就說自己的本意是要效法周公輔佐成王之事來輔佐建文帝）。所以周公問題之所以是一個經(jīng)學上的千古大難題，因為它首先是一個現(xiàn)實政治上的大難題，而一旦牽扯上了現(xiàn)實政治，這問題便沒有了事實上的對錯，而只剩下站隊的對錯了。
另一方面，純粹從經(jīng)學意義而言，"崩"也好、"薨"也罷，所謂褒貶，都在這些小小字眼里微妙地隱藏著，而中國的歷史觀念正是由此發(fā)源，并且傳之久遠。汪榮祖即視孔子為"中國傳統(tǒng)史觀之祖"，當然，他是相信《春秋》縱然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也必是孔子后學所為。汪榮祖說明道："《資治通鑒》凡一統(tǒng)之君，死稱崩，否則稱殂，一統(tǒng)之國大臣死稱薨，否則稱卒，斯皆《春秋》書法也。歷代作者視為當然，益可見《春秋》寓褒貶于書法，入史學之深也。然則《春秋》一書，非僅編年之濫觴，亦史觀之淵泉也。"（Ⅰ）
這種史觀就意味著：褒貶是第一位，史實是第二位。那么，既然在修史的書法上可以堂而皇之地觀念先行，因觀念問題而剪輯乃至竄改史料也就相應地具有了正當性。仍以《資治通鑒》為例，這一點正是它屢遭當代史家詬病之處。
周公攝政稱王的問題并沒有在古代專家那里有個了結(jié)，"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這個問題并也沒有隨著何休、鄭玄論戰(zhàn)的結(jié)束而終止--如上所述，這在古代實在可稱得上是一個人命關天的問題，牽涉到"立國之常經(jīng)"和"天地之大法"。
我們不妨把爭論再看下去：唐代大史家劉知幾因在《史通》一書中菲薄圣賢而飽受詬病。在劉知幾看來，《尚書》、《春秋》各有疑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都那么光輝奪目。劉知幾似乎是在以史家考據(jù)作風挑戰(zhàn)著主流意識形態(tài)權威，折磨著儒家弟子的信仰，但也有人推測，劉知幾那么說其實是意在言外的。清代浦起龍《史通通釋》對此有一段評語，說看了這些話而大罵劉知幾詆毀圣賢的，都是義人；能看出劉知幾這是由質(zhì)疑古史來寄托自己胸中憤懣，都是明白人。（Ⅱ）
?。á瘢美]汪榮祖：《史傳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中華書局2003年新1版，第30頁）
?。á颍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三：此等書，怒其非圣無法而嚴為擯者，誼人之辭也；會其讀史寄憤而懸為解者，曉人之辭也。
那么，劉知幾的胸中憤懣都在憤懣些什么呢？論者認為正是漢魏隋唐以來拿古代圣賢作風來遮臉的種種篡弒誅伐。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為劉知幾這個千古"名教罪人"說公道話，認為劉感憤時事，又怕因言獲罪，這才佯狂非圣，意在言外。（Ⅰ）
浦起龍和錢大昕的闡釋是否成立，很難確證，反駁者也不乏其人，但畢竟誰也不是別人肚子里的蛔蟲。所以只能說，用他們的觀點來作參考，我們可以約略推知一些古史、經(jīng)義與時政之間的密切關系和相互作用。
再看《春秋》，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首先便前承著周公的身份問題，而周公的身份問題又關系著后世許多高層權力斗爭中的站隊問題，既攸關國本，也攸關性命。學術在這種背景下進行，可謂艱難。
爭議仍在繼續(xù)。及至宋代，歐陽修議論道：既然《春秋經(jīng)》把魯隱公的頭銜寫作"公"，他老人家當然是即位為君了。蘇軾起而辯駁，專門寫了一篇論戰(zhàn)文章《論魯隱公》。
蘇軾的觀點大體和鄭玄相似，進而討論隱公之攝政是否符合禮制。蘇軾引了《禮記·曾子問》的一段，說曾子請教孔子："如果在國君死后太子作為遺腹子出生，大伙兒該怎么辦？"孔子回答說："卿大夫們跟從攝主，面朝北，站在西階的南邊……"（Ⅱ）
鄭玄也是注過《禮記》的，他當初在這里解釋攝主是"高級干部代理君主執(zhí)掌國政"，（Ⅲ）但蘇軾的解釋更為詳細，講到了在這種情況下的一種特殊的繼承原則--大略來說，攝主是死者的弟弟，如果遺腹子生下來是個男孩，攝主就交班，立這個孩子為合法繼承人；如果遺腹子生下來是個女孩，那就由攝主來作合法繼承人。
蘇軾感嘆說："秦漢以后，這套禮制沒人搞了，女人開始當攝主了。豈不聞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女子攝政而國家不亂的，不過千里挑一而已。更惡劣的情況是：母后攝政導致了外戚篡權，比如王莽就是個壞典型。就算按古禮而立的攝主終于也篡權了，那好歹也是自家弟兄，肥水沒流外人田，可外戚篡權卻連皇室血脈都給改了。"
還有一種說法是：古時候天子駕崩，太子要守喪三年，這三年中，國政由高級干部代管（Ⅲ）。照此說法，只要有高級干部在非常時期作一下臨時代理就可以了，用不著攝主呀。蘇軾反駁說："話不是這么說的哦。太子如果歲數(shù)夠大，可以按這種方法辦，但如果太子只是一個新生兒，或者小兒童，那么，依照三代之禮和孔子之學，絕對沒有把位子讓給異姓的道理，所以一定是要有攝主的。魯隱公的情況就是這樣。"
?。á瘢清]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三"史通"條：劉知幾沉潛諸史，用功數(shù)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為史官，再入東觀，思舉其職，既沮抑于監(jiān)修，又見嫉于同列，議論鑿枘，不克施行，感憤作《史通》內(nèi)外篇。當時史局遵守者不過貞觀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六史之例，故其書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轍加彈射，又恐讒謗取禍，遂于遷、固以降，肆意詆排，無所顧忌，甚至疑古惑經(jīng)，非議上圣，陽為狂易辱圣之詞，以掩蓋詆毀先朝之跡。恥巽辭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諸外篇，竊取莊生《盜跖》之義。……
?。á颍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曾子問》鄭玄注：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
（Ⅲ）《禮記·檀弓》：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蘇軾接著又批評同一陣營的前輩鄭玄，說他是個"陋儒"："鄭玄把攝主解釋成'高級干部代理君主執(zhí)掌國政'，如果國君遺腹子生下來是個女孩，難道這位高級干部還就繼位為君了不成？"蘇子曰："攝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遺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為母后攝政是理所當然的，這還了得！所以我是一定要說上兩句的！"（Ⅰ）
經(jīng)學之爭，罕有定讞。一般說"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關于隱公即位的記錄有不少人就認為是魯史原本有載而被孔子給"削"去了--比如王陽明就持這種看法（Ⅱ），但論來論去，不管正方還是反方，都在借此而強調(diào)尊卑嫡庶的倫常秩序，從這層意義而言，大家的矛盾其實都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
稍稍總結(jié)一下：到現(xiàn)在為止，《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這六個字里，據(jù)經(jīng)學家們認為"疑似"孔子筆削的痕跡有："春"是原本沒有而由孔子"筆"上去的，為的是把"春"放在"王"的前邊，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應該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較復雜了，各有各的說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義無限；"正月"雖然樸素一些，也不是沒有深意。
社會要發(fā)展，著力所在，是開發(fā)新知識，還是解讀舊知識？一個經(jīng)典思路是：古人已經(jīng)把道理說盡，我們只要全力發(fā)掘即可。--很多人相信，如果搞清楚孔子的"筆削"，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便會盡顯無遺。讀書人苦讀圣賢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深入探究"春秋大義"便是如此一件意義深遠的事。
那么，這就難免使一些人憧憬：如果能找到《春秋》所依據(jù)的魯史舊文，兩相對照一下，那就很容易知道孔子到底"筆"了哪些、"削"了哪些，犯不著絞盡腦汁、費盡猜疑了。清人趙翼就曾這樣感慨過，說：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可惜我們見不到了，沒法參校圣人的筆削之處，但以《汲冢紀年書》（即《古本竹書紀年》）來做參照，會發(fā)現(xiàn)兩部書的文風、體例差不太多，對一些史事兩書也都有記載，看來當時的國史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的，而孔子只是在個別字眼上作了改動，以示褒貶之意。（Ⅲ）
?。á瘢宋]蘇軾《論魯隱公》
?。á颍明]王陽明《五經(jīng)臆說》
?。á螅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二"《春秋》底本"條：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圣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據(jù)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shù)字以寓褒貶耳。
另參：[唐]劉知幾《史通·六家》：會汲郡汲縣有發(fā)其界內(nèi)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都o年》最為分了……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jīng)》，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對孔子"微言大義"的深入發(fā)掘，在后文還會出現(xiàn)很多，前輩們還由此總結(jié)出很多"義例"，粗略來說就是：如果對張三稱呼張先生，那就是褒，而直呼張三那就是貶，稱呼小張那也是貶，等等等等。但這些"義例"到底可不可靠，歷來爭議很多，比如《鏡花緣》里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議論--《鏡花緣》雖是小說，卻真是一部知識分子小說，書中借角色之口大量發(fā)表對經(jīng)史子集的長篇議論--說如果本來應該直呼張三之名，但那年代資訊傳播手段不發(fā)達，不知道張三到底叫什么，這可怎么辦？
《鏡花緣》里經(jīng)常是些很有趣的議論，其中還說到孔子的所謂"達例"和"特筆"：說來也簡單，那些所謂"義例"，如果是孔子從舊史上照抄下來的，是謂"達例"，如果是孔子自己定的，是謂"特筆"，比如"正月"是史之舊文，而在"正月"前邊加個"王"字就是圣人之"特筆"。學者讀《春秋》，要知道哪些是"達例"，哪些是"特筆"，才能明白圣人的 "微言大義"。（Ⅰ）--這是沿襲呂大圭的說法，但事情是否當真如此呢？不知道，反正有立論就有駁論，清人顧奎光《春秋隨筆》便以為《春秋》雖然有達例和特筆，但理解經(jīng)義還是要從大處著眼（Ⅱ）?；菔科鎰t干脆指稱"《春秋》無達例"。（Ⅲ）
達例與特筆，這也算一種很有代表性的對《春秋》的讀法，看起來更像是猜謎語，或者說，《春秋》就像是屠龍刀，都說屠龍刀里隱藏著天大的秘密，參破此秘密者便可以號令江湖，于是，屠龍刀的持有者便要煞費苦心地去"參悟"。但我們知道，屠龍刀里當真是有"天大的秘密"的，而《春秋》里是否也有"天大的秘密"，直到今天我們也無從得知，只是那一個個被歷代高人破解出來的"秘密"成為了歷史，并且深刻地影響了歷史。
?。á瘢┰斠姡篬明]李汝珍《鏡花緣》第五十二回。
（Ⅱ）[清]顧奎光《春秋隨筆》卷上：呂大圭論《春秋》有達例，有特筆。所謂特筆，則是非褒貶所在也。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如書天王狩于河陽便是旋乾轉(zhuǎn)坤之筆，左氏記事直敘周鄭交質(zhì)，豈復存得君臣名分？
?。á螅清]惠士奇《春秋說》卷三。易學也有此說，如[宋]馮椅《厚齋易學》卷十五：是知《易》無達例與《春秋》同也
在經(jīng)學史上，為《左傳》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劉歆可能是第一人。劉歆的時代正是公羊?qū)W大興的時代，劉歆雖然力挺《左傳》，但學風畢竟也受到了公羊?qū)W風的影響，在《左傳》里發(fā)掘圣人的微言大義。學者們普遍認為，劉歆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時人普遍都把《公羊傳》、《榖梁傳》當作經(jīng)學，認為這兩部書是真正的《春秋》的教輔，而《左傳》不過是一部獨立成章的史書罷了。盡管從我們現(xiàn)代人的角度來看，《左傳》的史料價值遠遠大于另外兩傳，但在當時，如果《左傳》不被鑿實為和《公》、《榖》一樣也是《春秋》的教輔，肯定是不會獲得官學經(jīng)典的地位的。
于是，劉歆治《左傳》，也像公羊家一樣，就以這句"不書即位"來看，他就從中發(fā)掘出了"不書"和"不稱"的所謂"義例"--也就是說，凡是《左傳》記載"不書"，都代表著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凡是"不稱"，又代表著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但如果我們單純從文法和字義來看，還真看不出這兩者之間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差異。
的確，在一些經(jīng)師（如服虔、賈逵）那里，"不書"意味著這樣一層涵義：原版的魯史《春秋》在這里其實是記載了魯隱公的即位的，孔圣人在"修"《春秋》的時候出于某種深刻的考慮，把即位的文字給刪掉了。
反方意見肯定也是堅強地存在著的，杜預和孔穎達就說：隱公是攝政，根本就沒行即位典禮，既無即位之事，當時的史官自然也就沒記，而孔子沿用魯史舊文，也沒給添上一筆"公即位"，《左傳》跟著解釋一下，這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Ⅰ）
?。á瘢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傳所以見異于常。……[疏]"不書即位，攝也"?！鹫x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fā)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
顯而易見，雙方論辯的焦點集中在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蹲髠鳌放珊凸蚺筛鲌?zhí)一詞，勢同水火。
作為公羊?qū)W的一代宗師，何休對《左傳》學的興起忿忿不平。他相信：真理只有一個，天下系于一統(tǒng)，學術思想決不能走入后現(xiàn)代的多元化。于是，何休以正義和真理的化身自居，著書三部：《公羊墨守》、《榖梁廢疾》、《左氏膏肓》，其意圖是：堅定捍衛(wèi)公羊?qū)W，堅決打倒另外兩派。這意圖單從書名上就看得出來，所謂"墨守"，即取先秦墨家善于防守之喻，"廢疾"和"膏肓"基本能當成文人嘴里的臟話來聽了。
何休在《左氏膏肓》里力駁隱公攝政之說。因為《左傳》學家拿周公攝政之事作為攝政一事的參照系，所以何休便著力分析周公攝政和所謂魯隱公攝政之間的不同：按照古代的制度，諸侯年幼，天子會委任賢能的大夫去輔佐他，并沒有攝代之義。當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周公死的時候并不稱"崩"。可看看魯隱公，活著的時候稱"侯"，死的時候稱"薨"，這分明都是諸侯之禮，哪是什么攝政王呢？
--插入解釋一下：按《禮記·曲禮》，同樣是死，但不同等級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天子死了叫"崩"（古裝電視劇里常說"皇帝駕崩"），諸侯死了叫"薨"（hōng），大夫叫"卒"，士人叫"不祿"，庶人叫"死"（Ⅰ）。這就像我們現(xiàn)代社會里，領導死了叫"逝世"，小流氓死了叫"掛了"，只不過現(xiàn)在都是約定俗成，沒有嚴格要求而已。
何休這里的意思是：當初周公攝政，死時并沒有按天子之禮稱"崩"，而魯隱公卻在活著的時候稱"侯"，死的時候稱"薨"，完全是諸侯之禮，由此可見他并非攝政，而是即位為魯國國君。
何休繼續(xù)分析：周公攝政的時候，仍然以周成王為領導，只是幫他管理政務罷了，所有大事都要稟明周成王而后才付諸實施，周公之死又是在卸任退休之后，所以他的死被稱為"薨"，而不是"崩"，是依諸侯之禮而非天子之禮?？稍偾魄启旊[公，所謂攝政，連國君的名份也一并攝了去，以桓公為太子而非國君，所有大事都由自己獨斷專行。最終，魯隱公是在任上被謀殺的，也就是說，他是在死在國君的位子上，所以才生稱"公"，死稱"薨"，這和周公攝政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按《公羊傳》的說法，諸侯是沒有攝政一說的。（Ⅱ）
?。á瘢抖Y記·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á颍漢]何休《左氏膏肓》（《漢魏遺書鈔》）：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后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太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
?。毿牡淖x者會注意到，何休前邊說魯隱公"生稱侯"，后來又說"生稱公"，他是自相矛盾了嗎？當然不是，這個問題稍后再說。）
面對何休的咄咄逼人，同時代的另一位經(jīng)學大師鄭玄起而迎戰(zhàn)。鄭玄是融通今古文經(jīng)學的一位集大成者，而這次論戰(zhàn)堪稱漢代學術界頂尖高手的對決。
鄭玄針鋒相對，呼應著何休那三個氣勢洶洶的書名也寫了三本：《發(fā)墨守》、《起廢疾》、《箴膏肓》。在攝政這個問題上，鄭玄以姑蘇慕容的功夫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從《公羊傳》里拎出一句話來："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這話的背景是：宋穆公的位子是哥哥傳給他的，哥哥當初不傳子而傳弟，宋穆公感念恩德，后來便立下遺囑要在自己死后把位子傳給哥哥的兒子。鄭玄引的這句話就是宋穆公對他這位侄子說的："我現(xiàn)在坐這個國君的位子，不過是攝政罷了。"言下之意是：我只是暫時代理一下國政，這位子本來就該是你的，最后也一定會還給你的。鄭玄言簡意賅，隨后又點了一筆："這是你們《公羊傳》里自家的話，明明是說攝政，你何休又憑什么非難《左傳》呢？"（"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
鄭玄的諸多駁論，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風格一以貫之。何休咧著嘴說："鄭先生這是闖進我家，拿起我的武器來打我呀。"（"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何休和鄭玄這些論戰(zhàn)作品后來都已散佚，后人只能從各類典籍中輯引而已?！抖Y記正義》引《箴膏肓》讓我們得以看到鄭玄還有一些下文：周公還政于周成王，退歸臣子之位，而后才死，怎么可能稱"崩"呢？隱公是死在國君之位的，不稱"薨"又該稱什么呢？（Ⅰ）
這次論戰(zhàn)高下分明，《左傳》從此開始過上了一段揚眉吐氣的日子。但就上述這個具體論辯的細節(jié)而言，雖然鄭玄大占上風，但他的分析并不十分嚴密。宋穆公說的"吾立乎此，攝也"，考之具體背景，更像是一番自謙之辭--宋穆公明明就是合法的國君，也明明可以合法地把位子傳給自己的兒子。傳位給侄子那是他高尚，傳位給兒子那是理所當然。所以，宋穆公說自己"攝也"倒更像是一些領導說："我不是什么領導，我只是大家的總勤務員"，如果根據(jù)這句話來推論這位領導當真不是領導而只是一名勤務員，這在一般情況下顯然是荒謬的。至于周公當初到底是攝政還是稱王，這是整個經(jīng)學史上的一大疑團，辯者如云，而在《春秋》學里，這個問題直接影響著對魯隱公身份的解讀。--先秦文獻里有不少關于周公稱王的記載，而周公還有一個"周文公"的稱呼，見于《國語·周語上》韋昭注（Ⅱ）和晉人傅玄的《傅子·附錄》（Ⅲ），楊寬《西周史》即取其說。但汪受寬《謚法研究》細辨其非，認為這個說法不過是三國和晉代人拍腦門兒拍出來的而已（Ⅳ）。這問題直到現(xiàn)在也沒辯清楚，王暉曾歸納"學術界大致有三種代表性的說法：一是周公既攝政又稱王；二是周公既未稱王，也未攝政；三是周公雖攝政，卻未稱王"。（Ⅴ）
如果僅從先秦文獻上看，對周公稱王的說法實在太多，許多線索都對周公不利（或者也可以說是"有利"），《韓非子·難二》曾說"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持此論者還有很多，即便看看《史記》的攝政說，也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史記·周本紀》是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史記·魯周公世家》是說"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而周公臨死之前的遺愿是歸葬成周，但周成王還是把他和周文王葬在一起，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為臣。而且，成王還準許魯國以郊祭之禮和天子之樂來祭祀周公，這也正是"周禮盡在魯矣"的一個源頭所在。要知道，如果在周朝立國之初"禮儀之邦"的基本等級制度已然分明的話，或者基本禮制當真定于周公之手的話，那么，這種規(guī)格的祭祀恐怕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周公確曾作過天子。
后世的許多經(jīng)學家們本著君臣大義而死活不愿承認這一觀點，直至現(xiàn)代，這問題總算脫經(jīng)入史，從意識形態(tài)領域轉(zhuǎn)到了史學領域，研究起來才不那么棘手了。種種證據(jù)，無論從文獻來看，還是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周公稱王一事似是大有可能（Ⅵ），就算仍有歧義未決，也都是就是論事而已，只辯史實，不談義理，而回過頭來再看鄭玄、何休之爭，圍著"崩"和"薨"糾纏不休，似乎既很無謂，也很無味。
?。á瘢稘h魏遺書鈔》輯本：《禮記正義》引《箴》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
（Ⅱ）《國語·周語上》載祭公謀父語"是故周文公之《頌》曰……"韋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謚也。
?。á螅晉]傅玄《傅子·附錄》：周文王子公旦，有圣德，謚曰文。
?。á簦┩羰軐挘骸吨u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0頁。
（Ⅴ）王暉：《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中華書局2003年第1版），第155－156頁。
?。á觯┰斠姡和跤裾堋豆攀芳帧罚ㄖ腥A書局2000年第1版）"周公旦的當政及其東征考"。
的確，我們現(xiàn)代人看著鄭玄、何休這兩位當時頂尖學者的辯論，大約都會覺得非常無謂：一個人死就死了，"崩"也是死，"薨"也是死，值得那么較真么！
但古人還真就是這么較真的，因為這小小字眼的背后就是厚重的"春秋大義"。一方面，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就是擺在眼前的：一字之差，周公的身份便大為不同，而真真假假效法周公的人怎能不為此緊張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莽，處處效法周公，甚至還曾使?jié)h家改元為"居攝"，此即影射周公攝政而來，在高尚的幌子之下行奪權之實。
周公攝政稱王的問題為什么這么敏感，這么激烈，想想秦漢以后皇帝和權臣之間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受托孤而輔政的重臣與稚齡皇帝之間的關系問題，還有皇族內(nèi)部的人際關系問題（比如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和方孝孺理論，就說自己的本意是要效法周公輔佐成王之事來輔佐建文帝）。所以周公問題之所以是一個經(jīng)學上的千古大難題，因為它首先是一個現(xiàn)實政治上的大難題，而一旦牽扯上了現(xiàn)實政治，這問題便沒有了事實上的對錯，而只剩下站隊的對錯了。
另一方面，純粹從經(jīng)學意義而言，"崩"也好、"薨"也罷，所謂褒貶，都在這些小小字眼里微妙地隱藏著，而中國的歷史觀念正是由此發(fā)源，并且傳之久遠。汪榮祖即視孔子為"中國傳統(tǒng)史觀之祖"，當然，他是相信《春秋》縱然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也必是孔子后學所為。汪榮祖說明道："《資治通鑒》凡一統(tǒng)之君，死稱崩，否則稱殂，一統(tǒng)之國大臣死稱薨，否則稱卒，斯皆《春秋》書法也。歷代作者視為當然，益可見《春秋》寓褒貶于書法，入史學之深也。然則《春秋》一書，非僅編年之濫觴，亦史觀之淵泉也。"（Ⅰ）
這種史觀就意味著：褒貶是第一位，史實是第二位。那么，既然在修史的書法上可以堂而皇之地觀念先行，因觀念問題而剪輯乃至竄改史料也就相應地具有了正當性。仍以《資治通鑒》為例，這一點正是它屢遭當代史家詬病之處。
周公攝政稱王的問題并沒有在古代專家那里有個了結(jié)，"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這個問題并也沒有隨著何休、鄭玄論戰(zhàn)的結(jié)束而終止--如上所述，這在古代實在可稱得上是一個人命關天的問題，牽涉到"立國之常經(jīng)"和"天地之大法"。
我們不妨把爭論再看下去：唐代大史家劉知幾因在《史通》一書中菲薄圣賢而飽受詬病。在劉知幾看來，《尚書》、《春秋》各有疑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都那么光輝奪目。劉知幾似乎是在以史家考據(jù)作風挑戰(zhàn)著主流意識形態(tài)權威，折磨著儒家弟子的信仰，但也有人推測，劉知幾那么說其實是意在言外的。清代浦起龍《史通通釋》對此有一段評語，說看了這些話而大罵劉知幾詆毀圣賢的，都是義人；能看出劉知幾這是由質(zhì)疑古史來寄托自己胸中憤懣，都是明白人。（Ⅱ）
?。á瘢美]汪榮祖：《史傳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中華書局2003年新1版，第30頁）
?。á颍清]浦起龍《史通通釋》卷十三：此等書，怒其非圣無法而嚴為擯者，誼人之辭也；會其讀史寄憤而懸為解者，曉人之辭也。
那么，劉知幾的胸中憤懣都在憤懣些什么呢？論者認為正是漢魏隋唐以來拿古代圣賢作風來遮臉的種種篡弒誅伐。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為劉知幾這個千古"名教罪人"說公道話，認為劉感憤時事，又怕因言獲罪，這才佯狂非圣，意在言外。（Ⅰ）
浦起龍和錢大昕的闡釋是否成立，很難確證，反駁者也不乏其人，但畢竟誰也不是別人肚子里的蛔蟲。所以只能說，用他們的觀點來作參考，我們可以約略推知一些古史、經(jīng)義與時政之間的密切關系和相互作用。
再看《春秋》，魯隱公到底是即位還是攝政，首先便前承著周公的身份問題，而周公的身份問題又關系著后世許多高層權力斗爭中的站隊問題，既攸關國本，也攸關性命。學術在這種背景下進行，可謂艱難。
爭議仍在繼續(xù)。及至宋代，歐陽修議論道：既然《春秋經(jīng)》把魯隱公的頭銜寫作"公"，他老人家當然是即位為君了。蘇軾起而辯駁，專門寫了一篇論戰(zhàn)文章《論魯隱公》。
蘇軾的觀點大體和鄭玄相似，進而討論隱公之攝政是否符合禮制。蘇軾引了《禮記·曾子問》的一段，說曾子請教孔子："如果在國君死后太子作為遺腹子出生，大伙兒該怎么辦？"孔子回答說："卿大夫們跟從攝主，面朝北，站在西階的南邊……"（Ⅱ）
鄭玄也是注過《禮記》的，他當初在這里解釋攝主是"高級干部代理君主執(zhí)掌國政"，（Ⅲ）但蘇軾的解釋更為詳細，講到了在這種情況下的一種特殊的繼承原則--大略來說，攝主是死者的弟弟，如果遺腹子生下來是個男孩，攝主就交班，立這個孩子為合法繼承人；如果遺腹子生下來是個女孩，那就由攝主來作合法繼承人。
蘇軾感嘆說："秦漢以后，這套禮制沒人搞了，女人開始當攝主了。豈不聞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女子攝政而國家不亂的，不過千里挑一而已。更惡劣的情況是：母后攝政導致了外戚篡權，比如王莽就是個壞典型。就算按古禮而立的攝主終于也篡權了，那好歹也是自家弟兄，肥水沒流外人田，可外戚篡權卻連皇室血脈都給改了。"
還有一種說法是：古時候天子駕崩，太子要守喪三年，這三年中，國政由高級干部代管（Ⅲ）。照此說法，只要有高級干部在非常時期作一下臨時代理就可以了，用不著攝主呀。蘇軾反駁說："話不是這么說的哦。太子如果歲數(shù)夠大，可以按這種方法辦，但如果太子只是一個新生兒，或者小兒童，那么，依照三代之禮和孔子之學，絕對沒有把位子讓給異姓的道理，所以一定是要有攝主的。魯隱公的情況就是這樣。"
?。á瘢清]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三"史通"條：劉知幾沉潛諸史，用功數(shù)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為史官，再入東觀，思舉其職，既沮抑于監(jiān)修，又見嫉于同列，議論鑿枘，不克施行，感憤作《史通》內(nèi)外篇。當時史局遵守者不過貞觀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六史之例，故其書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轍加彈射，又恐讒謗取禍，遂于遷、固以降，肆意詆排，無所顧忌，甚至疑古惑經(jīng)，非議上圣，陽為狂易辱圣之詞，以掩蓋詆毀先朝之跡。恥巽辭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諸外篇，竊取莊生《盜跖》之義。……
?。á颍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曾子問》鄭玄注：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
（Ⅲ）《禮記·檀弓》：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蘇軾接著又批評同一陣營的前輩鄭玄，說他是個"陋儒"："鄭玄把攝主解釋成'高級干部代理君主執(zhí)掌國政'，如果國君遺腹子生下來是個女孩，難道這位高級干部還就繼位為君了不成？"蘇子曰："攝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遺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為母后攝政是理所當然的，這還了得！所以我是一定要說上兩句的！"（Ⅰ）
經(jīng)學之爭，罕有定讞。一般說"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關于隱公即位的記錄有不少人就認為是魯史原本有載而被孔子給"削"去了--比如王陽明就持這種看法（Ⅱ），但論來論去，不管正方還是反方，都在借此而強調(diào)尊卑嫡庶的倫常秩序，從這層意義而言，大家的矛盾其實都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
稍稍總結(jié)一下：到現(xiàn)在為止，《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這六個字里，據(jù)經(jīng)學家們認為"疑似"孔子筆削的痕跡有："春"是原本沒有而由孔子"筆"上去的，為的是把"春"放在"王"的前邊，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應該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較復雜了，各有各的說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義無限；"正月"雖然樸素一些，也不是沒有深意。
社會要發(fā)展，著力所在，是開發(fā)新知識，還是解讀舊知識？一個經(jīng)典思路是：古人已經(jīng)把道理說盡，我們只要全力發(fā)掘即可。--很多人相信，如果搞清楚孔子的"筆削"，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便會盡顯無遺。讀書人苦讀圣賢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深入探究"春秋大義"便是如此一件意義深遠的事。
那么，這就難免使一些人憧憬：如果能找到《春秋》所依據(jù)的魯史舊文，兩相對照一下，那就很容易知道孔子到底"筆"了哪些、"削"了哪些，犯不著絞盡腦汁、費盡猜疑了。清人趙翼就曾這樣感慨過，說：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可惜我們見不到了，沒法參校圣人的筆削之處，但以《汲冢紀年書》（即《古本竹書紀年》）來做參照，會發(fā)現(xiàn)兩部書的文風、體例差不太多，對一些史事兩書也都有記載，看來當時的國史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的，而孔子只是在個別字眼上作了改動，以示褒貶之意。（Ⅲ）
?。á瘢宋]蘇軾《論魯隱公》
?。á颍明]王陽明《五經(jīng)臆說》
?。á螅清]趙翼《陔余叢考》卷二"《春秋》底本"條：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圣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據(jù)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shù)字以寓褒貶耳。
另參：[唐]劉知幾《史通·六家》：會汲郡汲縣有發(fā)其界內(nèi)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都o年》最為分了……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jīng)》，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對孔子"微言大義"的深入發(fā)掘，在后文還會出現(xiàn)很多，前輩們還由此總結(jié)出很多"義例"，粗略來說就是：如果對張三稱呼張先生，那就是褒，而直呼張三那就是貶，稱呼小張那也是貶，等等等等。但這些"義例"到底可不可靠，歷來爭議很多，比如《鏡花緣》里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議論--《鏡花緣》雖是小說，卻真是一部知識分子小說，書中借角色之口大量發(fā)表對經(jīng)史子集的長篇議論--說如果本來應該直呼張三之名，但那年代資訊傳播手段不發(fā)達，不知道張三到底叫什么，這可怎么辦？
《鏡花緣》里經(jīng)常是些很有趣的議論，其中還說到孔子的所謂"達例"和"特筆"：說來也簡單，那些所謂"義例"，如果是孔子從舊史上照抄下來的，是謂"達例"，如果是孔子自己定的，是謂"特筆"，比如"正月"是史之舊文，而在"正月"前邊加個"王"字就是圣人之"特筆"。學者讀《春秋》，要知道哪些是"達例"，哪些是"特筆"，才能明白圣人的 "微言大義"。（Ⅰ）--這是沿襲呂大圭的說法，但事情是否當真如此呢？不知道，反正有立論就有駁論，清人顧奎光《春秋隨筆》便以為《春秋》雖然有達例和特筆，但理解經(jīng)義還是要從大處著眼（Ⅱ）?；菔科鎰t干脆指稱"《春秋》無達例"。（Ⅲ）
達例與特筆，這也算一種很有代表性的對《春秋》的讀法，看起來更像是猜謎語，或者說，《春秋》就像是屠龍刀，都說屠龍刀里隱藏著天大的秘密，參破此秘密者便可以號令江湖，于是，屠龍刀的持有者便要煞費苦心地去"參悟"。但我們知道，屠龍刀里當真是有"天大的秘密"的，而《春秋》里是否也有"天大的秘密"，直到今天我們也無從得知，只是那一個個被歷代高人破解出來的"秘密"成為了歷史，并且深刻地影響了歷史。
?。á瘢┰斠姡篬明]李汝珍《鏡花緣》第五十二回。
（Ⅱ）[清]顧奎光《春秋隨筆》卷上：呂大圭論《春秋》有達例，有特筆。所謂特筆，則是非褒貶所在也。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如書天王狩于河陽便是旋乾轉(zhuǎn)坤之筆，左氏記事直敘周鄭交質(zhì)，豈復存得君臣名分？
?。á螅清]惠士奇《春秋說》卷三。易學也有此說，如[宋]馮椅《厚齋易學》卷十五：是知《易》無達例與《春秋》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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