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古書的重刊，多年以來，有一流行的風氣，就是歡喜做考據(jù)式的長序。這一風氣，本來不壞；但如附會時尚，勉強成篇，那實大可不必。我們印行文獻叢刊的方針，凡原書已有序文者，在原則上，不擬多所贅述。這本臺灣鄭氏紀事，本來已有林衡的序文，現(xiàn)在還要再寫「後記」的原因，則因臺灣鄭氏紀事與臺灣割據(jù)志都是川口長孺的著作，兩者的異同及其關係如何，林序未嘗提及，故有「加以一言」的必要。

　　按本書所述，起自日本慶長一七年壬子（一六一二年、明萬曆四○年）鄭芝龍初謁日本幕府，迄于元祿一三年庚辰（一七○○年、清康熙三九年）清帝詔令鄭成功父子歸葬南安；凡記八九年間鄭氏四世之事。原書未載刊刻歲月，但從序跋之俱作于日本文政戊子（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可知此書之殺青付梓當在一二○餘年前。至于本書與臺灣割據(jù)志的異同：同者兩書皆用編年體，皆註明資料之出處，又皆附以考異式之自註；異者則割據(jù)志以我國紀元為主、下附日本紀元，鄭氏紀事改以日本紀元為主、下附我國紀元。此外，如割據(jù)志述及臺灣風土與先住民習俗，又述及康熙末年朱一貴之亂；而本書皆未見。再，割據(jù)志敘事蕪雜之處，本書亦多去繁就簡。至若朱之瑜（舜水）事蹟，割據(jù)志未詳載而本書則增益之。因此，我們推測：割據(jù)志當為鄭氏紀事之底稿，亦即鄭氏紀事乃就割據(jù)志加以增損而成者也。

　　再則，原書錯字、脫字頗多，均經(jīng)對照「割據(jù)志」詳為校正添補，未及一一註明：間有未能校正添補者，則附「？」或「口」以存疑。

　　周憲文于臺北惜餘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