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年輕時與哥哥尹源都以儒學出名?？既∵M士，調任正平縣主簿。歷任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jié)度推官、光澤知縣。考試書判成績優(yōu)秀，改任山南東道節(jié)度掌書記、伊陽知縣，有能干的名聲。因為大臣的推薦，被召回朝考核，任館閣?？保又性?。正好范仲淹被貶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讀詔諭，警誡各級官吏不要結黨營幫。尹洙上奏說“：范仲淹素來赤膽忠心光明磊落，臣與他是師生兼朋友的關系，也就是范仲淹的黨羽。如今范仲淹因為結黨營幫被治罪，臣也不能茍且免罪。”宰相發(fā)怒，革了他館閣?？钡穆殻偃ト握茣?、唐州酒稅監(jiān)。
西北地區(qū)長期平安無事，尹洙做了《敘燕》、《息戍》兩篇文章，認為戰(zhàn)備不可松弛。
《敘燕》說：
戰(zhàn)國時代，燕國最弱。兩漢的叛將，占領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東漢末年公孫瓚那么強大的勢力，最后仍被袁紹制服，唯獨慕容氏乘石虎叛亂，才兼并了趙國。雖勝敗的戰(zhàn)術不同，但大概地論說強弱，燕地不如趙地。趙、魏統(tǒng)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擋。唐朝三大強盜連續(xù)作亂長達一百多年，但外敵不曾越過燕地侵犯趙、魏，可見燕地能獨立應付外敵。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勢力日益強大。顯德時期(954～959)，雖收復了三關，但尚未全部收復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開始與并州聯(lián)合，勢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隊防御。我軍征伐蜀國和吳國，泰然不顧兩河地區(qū)，這很明顯是因為趙、魏兩地足以制約它。并州的敵寇被掃平后，將全國精銳部隊全部用來專門對付契丹，也不能奪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萬之眾駐扎在趙、魏一帶，但到敵人撤退時卻不敢抗擊，世人多怪罪他們不出戰(zhàn)。但我軍負守城之責，有內顧之心，打起仗來不一定會勝，如果不勝的話就非常危險，所以干脆不出戰(zhàn)未嘗是錯。
分析當時的弊病，在于兵力沒有分開。設若將兵分為三路，在必爭之地扎營，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敵人，設下圈套以等待敵人進入。邊境堡壘向來堅固，派民眾守住，使敵軍頓駐在堅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機前后夾擊，就沒有不會打勝的了。大概我軍兵力不分開會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敵人蓄足勇氣來對待戰(zhàn)爭，我方便沒有其他的抵抗阻擊了；二是我軍人多就會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統(tǒng)兵的將帥必須問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個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統(tǒng)率他們；四是倘若大軍失敗，敵人就會長驅直入而沒有其他顧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給邊疆，朝廷根本就會虛弱，小人就容易亂說；六是雖將軍事大權委托給守將，但又不無懷疑，于是再命顯貴大臣監(jiān)督，大軍的進退都由兩人商量決策，這樣我軍就不能靈機應變。如果我軍兵力分散開來就能將弊端全部改掉，這就會有六大好處。
勝敗是兵家常有的結果。傾盡國內的力量來攻擊外國，一旦失敗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丟掉，苻堅的淝水之戰(zhàn)、哥舒翰的潼關之戰(zhàn)就是這樣。可見制服敵人關鍵在智謀而不在人多。將趙、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衛(wèi)，軍隊的力量也足夠打仗。如果分別派人統(tǒng)帥一方，將領能夠獨立決斷，那么即使一方軍隊失敗，其他部隊還在奮戰(zhàn)，哪里會危及國家的安全呢？所以軍隊雖在外失敗而國內根本沒有動搖，這是好的失敗。從前六國各自有地幾千里，軍隊在秦國失敗，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幾百仗還沒打到自己首都，這是對國家最堅固的守衛(wèi)。陳勝、項梁率領關東民眾，早晨失敗晚上便滅亡，這是因為他的勢力是剛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廣大來謀自己國家的利益，不如堅守自己千里國土，而利用剛形成的力量，僥幸一次戰(zhàn)爭的勝利，難道不令人疑惑嗎？戰(zhàn)爭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讀書學習，說百世都不會再使用戰(zhàn)爭，不是極荒誕的人不會再談起戰(zhàn)爭。然而戰(zhàn)爭果被廢除則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戰(zhàn)爭，那么借鑒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記載了他們的勝敗。
《息戍》說：
國家放棄朔方，西邊軍隊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邊境設亭障，派駐重兵守戍。雖有些外族部落屢次侵擾，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國家屯兵戍守的費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遠從周朝就開始了，西漢的先零，東漢的燒當，晉代的氐、羌，唐代的禿發(fā)，歷代都侵犯我國，是國家的大患。各朝興師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戰(zhàn)爭把中國拖累得疲憊不堪的，要以東漢一朝為最，當時費用常以億為單位來計算。漢孝安帝時期，羌人反叛達十四年，中國的費用達二百四十億。永和(136～141)末年，又經歷了七年對羌人的戰(zhàn)爭，費用達八十多億。而到段紀明，一年用去五十四億，才基本上將反叛的羌人剪滅干凈。如今西北涇原、..寧、秦鳳、..延四軍的統(tǒng)帥，擁有守戍的兵卒十多萬。一個兵每年的供給費用，不下二萬，騎兵與雜兵，按中等計算，只總計供給費用，賞賜不包括在內，以每人十萬計算，每年費用為二十億。自靈武停戰(zhàn)撤兵以來，共計費用六百多億，是以前朝代的幾倍了。和平時期的屯兵守衛(wèi)，尚且還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報，西北的守軍也一天都不能撤去，這十萬軍隊，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的時候。國家用高利潤來召募商人買進粟米，傾盡四方的物資，但無水漕的運輸，靠人力拉運來的糧食物資，也不過能供應邊陲幾個郡的守軍罷了。年成并不常是豐收的，而國家對邊防軍的供給是經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匱缺。倘若外敵乘我國饑荒，我國必須接濟軍隊，而這些軍糧給餉應當由關中地區(qū)提供，這樣我們還沒交戰(zhàn)西部邊陲就已困難危急了，這不值得考慮嗎？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當今為計，不如征募壯年百姓當兵，依照唐代設置州府，就會大大減少軍隊數(shù)量。而今日邊境地區(qū)雖有鄉(xiāng)兵制度，但只在極邊遠的幾個郡施行，那里百姓戶籍很少，不足以防備外敵。估計京兆西北的幾個郡，大郡戶籍可能有十多萬戶，按中等家庭出半個人當兵計算，應可得到六七萬兵卒。征收他們各種實物賦稅而不要改用其他東西來代替，如賦名叫帛賦的就不改收五谷，畜養(yǎng)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雜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護為榮幸，會樂意登記戶籍。農閑時講習軍事，推舉有武藝者做什長、隊正，盛秋時候按時檢閱，經常演習就像敵人來了一樣。用關內、河東的優(yōu)秀士兵教練他們，全部撤消京師的禁衛(wèi)軍，嚴格選擇守將，分開他們所統(tǒng)領的地區(qū)范圍，讓他們有獨立決策的權力。讓他們分別統(tǒng)領一部分軍隊就不會使軍權太大，而讓他們有專制獨立的決策權就會使將帥們更加勉勵奮戰(zhàn)，加強守備，熟悉形勢，儲備的糧食多，教練的士兵精銳，使外敵無機可乘，不戰(zhàn)而懼?！侗尽匪f的“不靠他們不來，靠我有了準備”，這便是國家取勝的方法吧？
尹洙又寫了《述享》、《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諫》，與上兩篇合成《雜議》共計九篇奏上給朝廷。
趙元昊反叛，大將葛懷敏征用尹洙任經略判官。尹洙雖是由葛懷敏征辟，但更被韓琦賞識。不久，劉平、石元孫戰(zhàn)敗，朝廷用夏竦做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任副職，仍用尹洙做經略判官。尹洙幾次上疏論述戰(zhàn)爭，請求皇帝在便殿召見二府的大臣商議邊疆大事，并講求本朝開寶(968～976)以前用兵作戰(zhàn)的歷史經驗，特別作出英明的決策，來加強對邊疆的謀劃。又請求裁并國內的柵亭堡壘，招募士兵，減少騎兵，增加步兵。又上奏賣爵的令文。當時皇帝下詔詢問攻守的計策，夏竦提出了兩條計策，命韓琦同尹洙上京奏給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進攻的計策，任命尹洙為集賢校理。尹洙于是趕赴延州謀劃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見。回到慶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戰(zhàn)敗，尹洙因此派出慶州部將劉政的精銳部隊幾千人，趕赴鎮(zhèn)戎軍救援，還未到，敵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彈劾尹洙擅自發(fā)兵，尹洙被降職做濠州通判。當時輿論說任福的失敗，是由于參軍耿傅督戰(zhàn)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內容是告誡任福，叫他保持鎮(zhèn)定，不要冒險輕進。尹洙因為耿傅是一個文官，沒有軍事責任而死在戰(zhàn)場上，又被當時人冤枉，于是寫了《憫忠》、《辨誣》兩篇文章。
不久，韓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級為直集賢院。他上奏說：
“漢文帝是個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賈誼議論當時的事情形勢，還說可為此慟哭。漢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強君主威嚴，但徐樂、嚴安還用陳勝滅秦國、六大臣篡奪晉王主權作為他的告誡。這兩個皇帝不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子孫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時，關東強盜興起。有人告訴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將報告者交給官吏處治；有人說現(xiàn)在已將造反的人驅逐逮捕盡了，不必擔憂，秦二世才高興。隋煬帝時，四方軍隊都起來叛亂，他周邊親近的大臣都隱瞞盜賊的數(shù)目，不將實情報告給他，有說盜賊很多的人，都受到詰難。這兩位皇帝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廟社稷沒幾年就成為廢墟。陛下看今天國家的政治，與漢文帝時期比如何？在軍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與漢武帝相比如何？我國的根本是仁義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愛民，誠然是秦、隋的萬萬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強大的鄰國，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盜賊的形勢。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來，邊塞苦于頻繁的騷擾，內地疲于遠距離輸送軍糧。軍隊長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終會有人乘軍隊疲累時起來作亂。這就是《兵法》上所說的‘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當這個時候，陛下應當夙夜不停地擔憂警惕，以便防備事變和堵塞禍源。陛下向臣下請教咨詢邊疆的事，又能容納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勞寬大方面，沒有誰能超過陛下。然而沒聽說您為社稷宗廟擔憂，為國家危亡恐懼，這就是賤臣感到憤慨和愁悶不已的原因。為什么呢？因為如今命令經常更改，恩寵太濫，賞賜也沒有節(jié)制。對這三點，應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動，并非有難以改變的情勢。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勢就會日益變壞。臣說陛下不為社稷宗廟擔憂、不為國家危亡恐懼，就是因為這個。
“命令，是君主用來取得下屬信任的東西。從前在民間，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會肅敬地看閱；如今則不是這樣，而是互相私下議論，以為不久就會更改，后來果然如此，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輕視。命令被輕視，那朝廷就沒人尊重了。又聽說群臣中有人進獻忠心的謀劃，陛下開始很聽信；后又有一人阻擾，便改變了主意。忠心說話的人認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終，便很懷疑、否定自己的計謀，以為它沒有益處，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壞處。
“爵祿的賞賜，是陛下所擁有的權柄。近來外戚、大臣以及讀書士子，有人利用謁見的機會來謀求皇上的恩澤，這種從宮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祿恩澤叫作‘內降’。臣聽說唐朝政治衰落時，有時母后專制，有時后妃把持朝政，建樹恩惠私植黨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嚴的權柄來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內臣，應當與大臣們正式討論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襲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們順從這種現(xiàn)象，就會敗壞陛下的綱紀；如果不順從，就又會阻塞陛下仁德的聲音。敗壞綱紀，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聲音，則又使威嚴的權柄被上級大臣輕視。而且公正不阿地為國盡力，是朝廷對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撓他們，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難啊。這就是恩寵太濫的弊病。
“賜予，是國家用來獎勵功臣的手段。近年來，對妃嬪、伶官、太醫(yī)之類，賜予過于豐厚。民間傳言，國庫中的金銀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積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愛惜，如今所存無幾了。離宮廷遙遠的人，誠然不會知道國庫豐盈或匱缺的數(shù)量，只看到向民間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國庫的儲蓄不豐厚。臣也知道自從派軍隊守衛(wèi)西疆，國家開支費用逐漸增加，國庫的積蓄，未必都被賜予占用，然而下層民眾不能一家一戶地被曉諭，他們只會看著陛下的行為處事而被感召行動罷了。往年聽說邊疆將領王王圭，因奮力打仗被賞賜黃金，民眾就無不高興服從；有時看見唱戲跳舞的人得到的賞賜太豐厚，就往往會憤恨嘆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這就是賜予不加節(jié)制的弊病。
“臣所論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諛奉承而不講這些，一直拖到今日。當今不獨四方外國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敗但陛下不能覺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內部，再去改正外面邊疆。然后忠心的計謀就會逐漸被進獻，綱紀漸漸樹立，國家費用逐漸充足，戰(zhàn)士的心就會逐漸奮起。邊境的禍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厭惡聽忠言所以滅亡的教訓，從遠古學習漢代君主不忌諱講國家危亡因此維持統(tǒng)治的經驗，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讓民眾改變當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極了?！?br />
宋仁宗贊許而采納了他的意見。
尹洙改任太常丞、涇州知州。以右司諫、渭州知州身份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正遇上鄭戩任陜西四路都總管，派遣劉滬、董士廉營建水洛城，以連通秦、渭一帶的援兵。尹洙認為以前我軍屢次被敵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這樣不行，于是上奏請停建。當時鄭戩已解除四路都總管職務，卻上奏請求讓劉滬仍舊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劉滬，劉滬不來；又命張忠前往代替他的職務，劉滬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將劉滬、董士廉逮捕交給官吏治罪。鄭戩不斷上奏請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終將尹洙調到慶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調任晉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書控告尹洙，皇帝下詔派御史劉..前往審訊，沒有發(fā)現(xiàn)其他罪錯。但尹洙因為手下將領孫用由軍校補任邊塞將官，從京城借高利貸作路費來上任，沒有錢還債。尹洙愛惜他是個有用的人才，擔心他會因犯法而撤職調走，曾借公費為他還債，結果又被認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貶官，降為崇信軍節(jié)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認為是劉..的奏文害了他。調任均州酒稅監(jiān)官，感染疾病，沿著送公文的路到南陽訪求醫(yī)生，后去世，年僅四十七歲。嘉..(1056～1063)年間，宰相韓琦為尹洙講話，于是朝廷追認恢復他的舊官，并將他的兒子尹構錄用做官。
尹洙為人內剛外和，博學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經過五代，文風柔弱。到宋初，柳開開始做古文，尹洙與穆修再發(fā)展這一文風。他的文章簡練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從趙元昊叛亂，尹洙無時不在軍隊中，所以對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學說，闡述作戰(zhàn)防守的勝敗，全面論述了當時邊疆戰(zhàn)爭的利與害。他又想訓練當?shù)孛癖媸剀?，以減少邊疆軍費，作為抵御外敵的長期政策，但都來不及實施，趙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調離并且被治罪了。
西北地區(qū)長期平安無事，尹洙做了《敘燕》、《息戍》兩篇文章，認為戰(zhàn)備不可松弛。
《敘燕》說：
戰(zhàn)國時代，燕國最弱。兩漢的叛將，占領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東漢末年公孫瓚那么強大的勢力，最后仍被袁紹制服，唯獨慕容氏乘石虎叛亂，才兼并了趙國。雖勝敗的戰(zhàn)術不同，但大概地論說強弱，燕地不如趙地。趙、魏統(tǒng)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擋。唐朝三大強盜連續(xù)作亂長達一百多年，但外敵不曾越過燕地侵犯趙、魏，可見燕地能獨立應付外敵。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勢力日益強大。顯德時期(954～959)，雖收復了三關，但尚未全部收復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開始與并州聯(lián)合，勢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隊防御。我軍征伐蜀國和吳國，泰然不顧兩河地區(qū)，這很明顯是因為趙、魏兩地足以制約它。并州的敵寇被掃平后，將全國精銳部隊全部用來專門對付契丹，也不能奪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萬之眾駐扎在趙、魏一帶，但到敵人撤退時卻不敢抗擊，世人多怪罪他們不出戰(zhàn)。但我軍負守城之責，有內顧之心，打起仗來不一定會勝，如果不勝的話就非常危險，所以干脆不出戰(zhàn)未嘗是錯。
分析當時的弊病，在于兵力沒有分開。設若將兵分為三路，在必爭之地扎營，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敵人，設下圈套以等待敵人進入。邊境堡壘向來堅固，派民眾守住，使敵軍頓駐在堅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機前后夾擊，就沒有不會打勝的了。大概我軍兵力不分開會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敵人蓄足勇氣來對待戰(zhàn)爭，我方便沒有其他的抵抗阻擊了；二是我軍人多就會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統(tǒng)兵的將帥必須問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個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統(tǒng)率他們；四是倘若大軍失敗，敵人就會長驅直入而沒有其他顧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給邊疆，朝廷根本就會虛弱，小人就容易亂說；六是雖將軍事大權委托給守將，但又不無懷疑，于是再命顯貴大臣監(jiān)督，大軍的進退都由兩人商量決策，這樣我軍就不能靈機應變。如果我軍兵力分散開來就能將弊端全部改掉，這就會有六大好處。
勝敗是兵家常有的結果。傾盡國內的力量來攻擊外國，一旦失敗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丟掉，苻堅的淝水之戰(zhàn)、哥舒翰的潼關之戰(zhàn)就是這樣。可見制服敵人關鍵在智謀而不在人多。將趙、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衛(wèi)，軍隊的力量也足夠打仗。如果分別派人統(tǒng)帥一方，將領能夠獨立決斷，那么即使一方軍隊失敗，其他部隊還在奮戰(zhàn)，哪里會危及國家的安全呢？所以軍隊雖在外失敗而國內根本沒有動搖，這是好的失敗。從前六國各自有地幾千里，軍隊在秦國失敗，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幾百仗還沒打到自己首都，這是對國家最堅固的守衛(wèi)。陳勝、項梁率領關東民眾，早晨失敗晚上便滅亡，這是因為他的勢力是剛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廣大來謀自己國家的利益，不如堅守自己千里國土，而利用剛形成的力量，僥幸一次戰(zhàn)爭的勝利，難道不令人疑惑嗎？戰(zhàn)爭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讀書學習，說百世都不會再使用戰(zhàn)爭，不是極荒誕的人不會再談起戰(zhàn)爭。然而戰(zhàn)爭果被廢除則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戰(zhàn)爭，那么借鑒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記載了他們的勝敗。
《息戍》說：
國家放棄朔方，西邊軍隊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邊境設亭障，派駐重兵守戍。雖有些外族部落屢次侵擾，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國家屯兵戍守的費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遠從周朝就開始了，西漢的先零，東漢的燒當，晉代的氐、羌，唐代的禿發(fā)，歷代都侵犯我國，是國家的大患。各朝興師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戰(zhàn)爭把中國拖累得疲憊不堪的，要以東漢一朝為最，當時費用常以億為單位來計算。漢孝安帝時期，羌人反叛達十四年，中國的費用達二百四十億。永和(136～141)末年，又經歷了七年對羌人的戰(zhàn)爭，費用達八十多億。而到段紀明，一年用去五十四億，才基本上將反叛的羌人剪滅干凈。如今西北涇原、..寧、秦鳳、..延四軍的統(tǒng)帥，擁有守戍的兵卒十多萬。一個兵每年的供給費用，不下二萬，騎兵與雜兵，按中等計算，只總計供給費用，賞賜不包括在內，以每人十萬計算，每年費用為二十億。自靈武停戰(zhàn)撤兵以來，共計費用六百多億，是以前朝代的幾倍了。和平時期的屯兵守衛(wèi)，尚且還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報，西北的守軍也一天都不能撤去，這十萬軍隊，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的時候。國家用高利潤來召募商人買進粟米，傾盡四方的物資，但無水漕的運輸，靠人力拉運來的糧食物資，也不過能供應邊陲幾個郡的守軍罷了。年成并不常是豐收的，而國家對邊防軍的供給是經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匱缺。倘若外敵乘我國饑荒，我國必須接濟軍隊，而這些軍糧給餉應當由關中地區(qū)提供，這樣我們還沒交戰(zhàn)西部邊陲就已困難危急了，這不值得考慮嗎？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當今為計，不如征募壯年百姓當兵，依照唐代設置州府，就會大大減少軍隊數(shù)量。而今日邊境地區(qū)雖有鄉(xiāng)兵制度，但只在極邊遠的幾個郡施行，那里百姓戶籍很少，不足以防備外敵。估計京兆西北的幾個郡，大郡戶籍可能有十多萬戶，按中等家庭出半個人當兵計算，應可得到六七萬兵卒。征收他們各種實物賦稅而不要改用其他東西來代替，如賦名叫帛賦的就不改收五谷，畜養(yǎng)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雜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護為榮幸，會樂意登記戶籍。農閑時講習軍事，推舉有武藝者做什長、隊正，盛秋時候按時檢閱，經常演習就像敵人來了一樣。用關內、河東的優(yōu)秀士兵教練他們，全部撤消京師的禁衛(wèi)軍，嚴格選擇守將，分開他們所統(tǒng)領的地區(qū)范圍，讓他們有獨立決策的權力。讓他們分別統(tǒng)領一部分軍隊就不會使軍權太大，而讓他們有專制獨立的決策權就會使將帥們更加勉勵奮戰(zhàn)，加強守備，熟悉形勢，儲備的糧食多，教練的士兵精銳，使外敵無機可乘，不戰(zhàn)而懼?！侗尽匪f的“不靠他們不來，靠我有了準備”，這便是國家取勝的方法吧？
尹洙又寫了《述享》、《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諫》，與上兩篇合成《雜議》共計九篇奏上給朝廷。
趙元昊反叛，大將葛懷敏征用尹洙任經略判官。尹洙雖是由葛懷敏征辟，但更被韓琦賞識。不久，劉平、石元孫戰(zhàn)敗，朝廷用夏竦做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任副職，仍用尹洙做經略判官。尹洙幾次上疏論述戰(zhàn)爭，請求皇帝在便殿召見二府的大臣商議邊疆大事，并講求本朝開寶(968～976)以前用兵作戰(zhàn)的歷史經驗，特別作出英明的決策，來加強對邊疆的謀劃。又請求裁并國內的柵亭堡壘，招募士兵，減少騎兵，增加步兵。又上奏賣爵的令文。當時皇帝下詔詢問攻守的計策，夏竦提出了兩條計策，命韓琦同尹洙上京奏給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進攻的計策，任命尹洙為集賢校理。尹洙于是趕赴延州謀劃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見。回到慶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戰(zhàn)敗，尹洙因此派出慶州部將劉政的精銳部隊幾千人，趕赴鎮(zhèn)戎軍救援，還未到，敵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彈劾尹洙擅自發(fā)兵，尹洙被降職做濠州通判。當時輿論說任福的失敗，是由于參軍耿傅督戰(zhàn)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內容是告誡任福，叫他保持鎮(zhèn)定，不要冒險輕進。尹洙因為耿傅是一個文官，沒有軍事責任而死在戰(zhàn)場上，又被當時人冤枉，于是寫了《憫忠》、《辨誣》兩篇文章。
不久，韓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級為直集賢院。他上奏說：
“漢文帝是個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賈誼議論當時的事情形勢，還說可為此慟哭。漢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強君主威嚴，但徐樂、嚴安還用陳勝滅秦國、六大臣篡奪晉王主權作為他的告誡。這兩個皇帝不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子孫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時，關東強盜興起。有人告訴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將報告者交給官吏處治；有人說現(xiàn)在已將造反的人驅逐逮捕盡了，不必擔憂，秦二世才高興。隋煬帝時，四方軍隊都起來叛亂，他周邊親近的大臣都隱瞞盜賊的數(shù)目，不將實情報告給他，有說盜賊很多的人，都受到詰難。這兩位皇帝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廟社稷沒幾年就成為廢墟。陛下看今天國家的政治，與漢文帝時期比如何？在軍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與漢武帝相比如何？我國的根本是仁義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愛民，誠然是秦、隋的萬萬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強大的鄰國，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盜賊的形勢。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來，邊塞苦于頻繁的騷擾，內地疲于遠距離輸送軍糧。軍隊長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終會有人乘軍隊疲累時起來作亂。這就是《兵法》上所說的‘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當這個時候，陛下應當夙夜不停地擔憂警惕，以便防備事變和堵塞禍源。陛下向臣下請教咨詢邊疆的事，又能容納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勞寬大方面，沒有誰能超過陛下。然而沒聽說您為社稷宗廟擔憂，為國家危亡恐懼，這就是賤臣感到憤慨和愁悶不已的原因。為什么呢？因為如今命令經常更改，恩寵太濫，賞賜也沒有節(jié)制。對這三點，應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動，并非有難以改變的情勢。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勢就會日益變壞。臣說陛下不為社稷宗廟擔憂、不為國家危亡恐懼，就是因為這個。
“命令，是君主用來取得下屬信任的東西。從前在民間，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會肅敬地看閱；如今則不是這樣，而是互相私下議論，以為不久就會更改，后來果然如此，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輕視。命令被輕視，那朝廷就沒人尊重了。又聽說群臣中有人進獻忠心的謀劃，陛下開始很聽信；后又有一人阻擾，便改變了主意。忠心說話的人認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終，便很懷疑、否定自己的計謀，以為它沒有益處，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壞處。
“爵祿的賞賜，是陛下所擁有的權柄。近來外戚、大臣以及讀書士子，有人利用謁見的機會來謀求皇上的恩澤，這種從宮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祿恩澤叫作‘內降’。臣聽說唐朝政治衰落時，有時母后專制，有時后妃把持朝政，建樹恩惠私植黨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嚴的權柄來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內臣，應當與大臣們正式討論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襲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們順從這種現(xiàn)象，就會敗壞陛下的綱紀；如果不順從，就又會阻塞陛下仁德的聲音。敗壞綱紀，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聲音，則又使威嚴的權柄被上級大臣輕視。而且公正不阿地為國盡力，是朝廷對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撓他們，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難啊。這就是恩寵太濫的弊病。
“賜予，是國家用來獎勵功臣的手段。近年來，對妃嬪、伶官、太醫(yī)之類，賜予過于豐厚。民間傳言，國庫中的金銀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積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愛惜，如今所存無幾了。離宮廷遙遠的人，誠然不會知道國庫豐盈或匱缺的數(shù)量，只看到向民間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國庫的儲蓄不豐厚。臣也知道自從派軍隊守衛(wèi)西疆，國家開支費用逐漸增加，國庫的積蓄，未必都被賜予占用，然而下層民眾不能一家一戶地被曉諭，他們只會看著陛下的行為處事而被感召行動罷了。往年聽說邊疆將領王王圭，因奮力打仗被賞賜黃金，民眾就無不高興服從；有時看見唱戲跳舞的人得到的賞賜太豐厚，就往往會憤恨嘆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這就是賜予不加節(jié)制的弊病。
“臣所論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諛奉承而不講這些，一直拖到今日。當今不獨四方外國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敗但陛下不能覺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內部，再去改正外面邊疆。然后忠心的計謀就會逐漸被進獻，綱紀漸漸樹立，國家費用逐漸充足，戰(zhàn)士的心就會逐漸奮起。邊境的禍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厭惡聽忠言所以滅亡的教訓，從遠古學習漢代君主不忌諱講國家危亡因此維持統(tǒng)治的經驗，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讓民眾改變當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極了?！?br />
宋仁宗贊許而采納了他的意見。
尹洙改任太常丞、涇州知州。以右司諫、渭州知州身份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正遇上鄭戩任陜西四路都總管，派遣劉滬、董士廉營建水洛城，以連通秦、渭一帶的援兵。尹洙認為以前我軍屢次被敵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這樣不行，于是上奏請停建。當時鄭戩已解除四路都總管職務，卻上奏請求讓劉滬仍舊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劉滬，劉滬不來；又命張忠前往代替他的職務，劉滬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將劉滬、董士廉逮捕交給官吏治罪。鄭戩不斷上奏請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終將尹洙調到慶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調任晉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書控告尹洙，皇帝下詔派御史劉..前往審訊，沒有發(fā)現(xiàn)其他罪錯。但尹洙因為手下將領孫用由軍校補任邊塞將官，從京城借高利貸作路費來上任，沒有錢還債。尹洙愛惜他是個有用的人才，擔心他會因犯法而撤職調走，曾借公費為他還債，結果又被認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貶官，降為崇信軍節(jié)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認為是劉..的奏文害了他。調任均州酒稅監(jiān)官，感染疾病，沿著送公文的路到南陽訪求醫(yī)生，后去世，年僅四十七歲。嘉..(1056～1063)年間，宰相韓琦為尹洙講話，于是朝廷追認恢復他的舊官，并將他的兒子尹構錄用做官。
尹洙為人內剛外和，博學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經過五代，文風柔弱。到宋初，柳開開始做古文，尹洙與穆修再發(fā)展這一文風。他的文章簡練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從趙元昊叛亂，尹洙無時不在軍隊中，所以對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學說，闡述作戰(zhàn)防守的勝敗，全面論述了當時邊疆戰(zhàn)爭的利與害。他又想訓練當?shù)孛癖媸剀?，以減少邊疆軍費，作為抵御外敵的長期政策，但都來不及實施，趙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調離并且被治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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