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公之洞負(fù)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國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詎初料所及耶？監(jiān)國為大勢所迫，將起用袁世凱，使張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議。當(dāng)一九零七年七月，孝欽顯皇后實行新政，首調(diào)張大臣入京，同時袁世凱亦由直督之任，征調(diào)人京。外間雖有袁張交惡之謠傳，然兩大臣行事，雖偶有微異，而其宗旨則如出一轍也。近者新主即位，張大臣迭經(jīng)選調(diào)，舍總理路政各務(wù)外，稍見失意。至其對于粵漢債款一事，以張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似可毋庸深底。顧就張大臣督辦鐵路以來，觀其所行各事，張大臣固極知中國路政亟應(yīng)發(fā)達，第因國人不肯出資助之，遂不能竟其碩畫耳。

　　張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謀遠(yuǎn)慮，無不洞燭，忽若淺識短見，靡有定向；忽若聰敏，忽若愚蠢；忽若維新，忽若守舊；忽若友好鄰國，忽若抗拒外人，論者且疑其持極大之排外主義。然于極易達此主義之時，而竟不出此，則此言亦殊難信。試觀中日之戰(zhàn)，上海之中立，能安然無動者，固伊誰之功也？漢口海關(guān)十年總報告冊曾謂：一千九百年，北方拳匪之禍，至今印人人心。寓海外人，時為惴惴然，皆頌感謝鄂督張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舉，以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chǎn)云云。然則張之洞亦何嘗排外哉？張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勛望，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廣之際。此數(shù)年中所成之巨業(yè)，如漢陽鐵廠為京漢鐵路制造鐵軌，湖北紗織局之挽回利權(quán)，以及振興該省各項商務(wù)，皆無可以訾議之處。而設(shè)立造幣局一舉，尤未可輕忽視之。惟論理財問題，則張大臣未見出色，彼僅知紙幣可以濟財政之窘迫，而不顧道理之合否。觀其與德國公司所結(jié)之合同，足見張大臣于錢價之賤，為中國最易中毒一層，固識力之未逮也。

　　張公之洞之政才，已縱論如前。尚有一最大之美德，今日政界之各員所不能望其項背者，則廉潔是也。彼曾歷居要任，不患不能積財，然乃一介不取，恐身后仍不免濟貧而已。聞彼在武昌時，曾因需款孔亟，出其珍品付諸質(zhì)庫。且張大臣學(xué)問，頗占聲譽，著作甚富，今日選為今上將來之師傅。要之張之洞實為一機敏難測之人物，為中國舊世界之政才。其思想隨時變動，今當(dāng)朝政紊亂之時，正可展其長才，而忽出世以去。吾人對此，惟有一言可以抒欽佩之忱曰：“公何不遲生五十年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