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對主義和高調主義之間尋求中道, 拒絕讓道德淪為知識分子的發(fā)明, 而是彰顯普通人本就存在的健全常識和良知。 本書堅持一種底線思維,作者認為,比起“中國往何處去”這種宏觀的世界歷史命運問題,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善良”(陀思妥耶夫斯基語),也即成為一個正派的社會。 當代中國社會棄君主行共和已經百年,正進入它的第二個百年。在歷經戰(zhàn)亂和動蕩之后,中國最近三十年的國力有了突飛猛進。然而,經濟的崛起似乎并未給國人帶來精誠的團結與共識,也未帶來充分的自信和互信。相反,社會的基本信任和基本善意正在快速流失,甚至出現逃離的跡象。 與經典的國民性批判話語不同,作者拒絕將觸目驚心的失范和敗德現象歸于中國人的國民性的糟糕,而是強調制度的重要性。為了尋求長治久安之道,我們需要探尋和構建一種從制度正義到個人義務的全面的“共和之德”,既充分利用中國歷史文化中深厚的道德資源,又充分考慮現代世界的發(fā)展,這就是“新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