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中國歷史至今有過三次性質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義的天下體系,還有禮樂制度;第二次革命是兩千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現(xiàn)代中國。
德布雷:歸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運轉的循環(huán)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革命,因為只有它們才是不復返的。有了電流后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還是回到了東正教,有了長征后還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風水。互聯(lián)網和集裝箱比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更實際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組通信
趙汀陽:我一直有個困惑:人類追求許多美好概念,正義、自由、民主、平等、普愛、進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個概念單獨來看都是好的,但這很像我聽說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4個弦樂藝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給他演奏其創(chuàng)作的一首弦樂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對他們說:你們每個人都分別演奏得很好,真的,每個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正經歷一場危機,這是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場意義的危機,正如你感覺到的一樣。我們這兒任何人可以對一切發(fā)表任何意見(從未有過這么多的個人自由),但實際上誰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權力(民主的原義)變成了鬼魅,很明顯,真正當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監(jiān)督之外而被決定的,在自我封閉的(國家的、歐盟的、國際的)圈子里決定的。
第三組通信
趙汀陽:20 世紀70 年代的中國,革命是個最常用的詞匯,聽起來,革命大概等于“正確”的意思,可是正確又是什么意思呢?記得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意思就是窮人翻身。不過,窮人翻身之后變成什么呢?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窮人翻身之后還是很窮,革命的意義何在呢?
德布雷:對那些帶著“主義”的詞匯(您說得對,也就是那些意義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對理論之間的比賽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種多少含著調侃的冷漠(雖然那些主義在人間喜劇中有其應有的地位)。社會的看法和職業(yè)使我無可奈何地被歸劃為所謂“知識分子”這個種姓或者種類,但是經驗教給了我如何與奧維爾所說的“那些爭奪我們靈魂的令人厭惡的小正統(tǒng)教條”保持警惕的距離,因而對觀察小事情的喜好超過了注釋大道理的興趣。
第四組通信
趙汀陽:大眾媒體是一種精神簡化致幻劑,它以自由之名毀掉人們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毀掉理性對話。不過目前中國大眾傳媒的情況卻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場化性質,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著管制性質,經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態(tài),把不屬于人民的意見說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場性質和管制性質同時存在于大眾媒體中,堪稱奇觀。
德布雷:要領導一個國家,必須要開啟夢想,因此要對它說謊。這最后的詞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為它貶低和不恰當地描述了夢想的活躍領域。一個國家沒有感覺,它只有利益,但一個民族擁有心臟和感情(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懂得如何在這兩方面衡量)。必須通過欣快的偉大神話來動員一個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條件和收入懸差極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邊目前的情況。
第五組通信
趙汀陽:盡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數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慣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應心的本領。不過事情也并非沒有變化,我注意到年輕人所使用的更為直率而生氣勃勃的語言,也許新一代人將來能夠解放言論空間,超越政治正確的封閉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來,我們在法國成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這也可以是你們的合理追求。但問題是,公民今天變成了客戶,而選民變成了廣告瞄準的靶子,由黨派收購或者通過各種非常昂貴的媒體操作來搶購他們的選票 ( 這導致我們民主分子的腐敗)。面對著強大的市場和遙不可及的技術官僚,我們人民的主權轉變成了虔誠的空洞口號,而我們議會的決定實力不斷流失。真正的決策是在別的地方決定的,而我們甚至不太清楚誰是決策者。
第六組
趙汀陽:“公民變成客戶!”你的妙語令我十分開心,我完全同意你對當今社會的這個洞見。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極少數擁有超越的權力的人,絕大多數人也已經不同程度地變成了客戶,甚至可以說,擁有權力的少數人其實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變成客戶,這確實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盡管人們對此變化有些不適,但總體來說,大家似乎是“愉快地”變成了客戶。這一點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
德布雷:要做一個知識分子是多么困難:如果我忠于我作為少數派反潮流的天職,我就會從輿論的合法生產地,也即媒體的舞臺或競技場上被擠出去,被趕到臺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響力;如果我想讓那些重要人物聽到我的聲音,并享受一點點個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輿論的樂隊里,變成有名的意識形態(tài)鼓吹者、政治氣候預報的奴隸,隨機應變,聽任新聞熱點的擺布,并很快就得憂慮如何捍衛(wèi)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