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自己曾說:哲學是他的“職業(yè)”,歷史是他的“訓練”,而文學是他的“娛樂”。他在美國的早年讀書計劃便是“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為輔的。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后,他師從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1917年回國后在國內最早開設“西洋哲學史”課程,1919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梢姡m把哲學作為自己職業(yè)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說胡適在白話文運動中是先鋒,那么,在哲學研究的方面,胡適所發(fā)揮的作用則無疑是開創(chuàng)性的,而且這種開創(chuàng)性不僅貫穿著他的哲學研究,也在實際指導著他的歷史、文學、宗教等各個領域的理論實踐。研究胡適哲學思想的人早就注意到,胡適的哲學研究有兩大特點:一是突出強調了方法論的重要意義,甚至有以方法論去涵蓋整個哲學的傾向。這正是詹姆斯\杜威實用主義影響的結果。為了梳理胡適哲學思想的脈絡,在《胡適談哲學》的“哲學理論”部分,《邏輯與哲學》、《從歷史上看哲學是什么》是胡適對哲學問題的一般定義,而《實驗主義》、《杜威哲學》以及《五十年來世界之哲學》則可以看做胡適對自己哲學淵源的自述。胡適的哲學研究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涉及廣泛,內容包括:宇宙論、名學、知識論、宗教哲學、政治哲學和教育學、倫理學。所以胡適所說的哲學史實為思想史,他晚年也明確說過:“后來我總喜歡把‘中國哲學史’改稱為‘中國思想史 ’?!闭驗槿绱?,胡適的哲學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常常是融為一體的。所以本書的選文自然沒有刻意拘泥于“哲學”二字。第二部分的“中國哲學”集中了胡適論述中國哲學史主要文字。《中國哲學史大綱》是胡適的成名之作,集中表現了他的哲學立場和方法,在《導言》中他界定了什么是哲學、什么是哲學史,以及研究哲學史的目的等基本概念。其中他的“明變、求因、評判” 的哲學史目的論充滿了積極的哲學批判精神, 對于舊哲學史觀無疑是巨大的沖擊。《中國中古思想小史》、《中國思想史綱要》雖然在影響方面稍遜一籌,但作為后續(xù)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胡適在中國哲學研究方面更多的思考,而且對于整個中國思想史的脈絡有更加完整和清晰的勾勒,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未能完成的缺憾。在《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一文中,胡適針對少數西方哲學家的“東方哲學天然阻止科學發(fā)達”的論調, 嚴肅地指出, 東西方哲學的差異都是由歷史造成的, 而造成這種差異的歷史因素決不可能天然阻止一個民族科學精神的形成和發(fā)展。中國近代科學成就雖然不能與西方相比, 但中國哲學中綿亙數千年而不衰的科學精神和方法, 如邏輯的方法、大膽懷疑和假設的精神, 都絲毫不亞于西方。這種觀點表明了胡適對于中國哲學歷史定位清醒和客觀的認識,無疑是很有價值的。第三部分的“專題研究”實際上是胡適對于中國哲學史諸多重大命題的個案研究。主要內容自然包括了中國哲學發(fā)展的三個重要階段:先秦諸子、宋明理學、乾嘉學派。其中1934年完成的《說儒》,以新的眼光和視角對儒學的產生、發(fā)展、流變作了頗有創(chuàng)見性的論述,胡適自己對此也頗為看重。另一篇比較重要的文章是《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胡適視清代考據學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而戴震則是這一“文藝復興”運動的主帥和旗幟。不知道胡適在標榜戴震的時候有沒有夫子自道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