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是跨越國界的人類關系的總和，是行為體之間進行有意識互動的結果。它既然是在行為體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就會在進一步的互動中持續(xù)不斷地發(fā)生變化。行為體互動關系的變化可能有兩種方向：向前的進化和向后的退化。在國際關系中，進化和退化指的是什么，又是如何發(fā)生的呢？這正是本書的研究問題。為了盡可能少受價值判斷的影響，本書去掉了進化和退化的道德含義，僅僅根據在合作與沖突之間的變化趨勢進行界定。具體而言，由沖突向合作的轉換是進化，而由合作向沖突的轉換是退？。 國際關系理論對進化的研究比較充分，退化則是一個尚待開發(fā)的盲區(qū)。本書在借鑒一些間接相關成果的基礎上，采取國際關系的社會本體論立場，用理性主義的方法研究一個建構主義的問題。本書認為，國際關系以“體系”的方式存在著，體系包括單元、過程和結構三個。維度。過程是行為體之間的有意識互動，結構本質上是互動中形成的一種規(guī)范。由于國際關系的進化和退化屬于結構的變化，變化的動因必然來自單元和過程兩個方面，源于行為體本身的變化引起的互動方式的改變。 本書跨越結構和過？、體系和單元兩個層次，提出了一個鏈條式的國際關系進化／退化機制分析框架。這一變化機制包括三個環(huán)節(jié)：身份吻合度一>有效支持度一>時間維度。具體而言，國際關系的互動方向取決于行為體的態(tài)度，行為體互動的態(tài)度取決于其新舊身份的吻合度；在行為體新舊身份不完全吻合的情況下，國際關系的進化或退化取決于其在行為體中的有效支持度；而要形成真正的進化或退化，需要在時間維度上經歷一個長期的演化。 由于身份不吻合的現(xiàn)象廣泛存在，進化和退化的關鍵是有效支持度，而支持事實上是政治參與問題。政治體系中的“參與”類似于經濟體系中的“就業(yè)”，參與體系并從中獲益者會認同體系中的行為規(guī)范。因此，要想推動國際關系走向進化，必須將盡可能多的行為體納人體系中，以此提高國際關系結構的有效支持度，并將這種支持度長期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當結構的有效支持度不高，或者難以長期在高位運行時，國際關系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 伊朗與美國的關系為本書提出的國際關系退化機制解釋框架提供了佐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伊朗處于深刻的內憂外患中。但它是前波斯帝國的殘留部分，有根深蒂固的君主專制傳統(tǒng)，深受伊斯蘭教？影響，并且長期與東西方列強為敵。更為重要的是，伊朗政府強力貫徹現(xiàn)代化戰(zhàn)略，對內推進國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對外奉行親西方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國家身份。伊朗新舊身份的吻合度非常低，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在于有效支持度。 巴列維王朝的兩代君主大力推動國家的現(xiàn)代化，激活了長期處于沉睡狀態(tài)的社會群體及其參政意識。但他們實行高度集權的專制統(tǒng)治，把政治參與視為對政權的威脅而不是潛在支持，因而把官僚體系以外的其他群體都推向了政權的對立面。二戰(zhàn)期間和二戰(zhàn)后，美國和伊朗形成了“朋友”關系。伊美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峰巔，60年代初開始隨著國王政權的衰落而退化。70年代中期以后，長期封閉的伊朗政治體系被迫打開，各政治團體頓時活躍起來，在一年多時間里就摧垮了巴列維政權，也導致伊美關系由“朋友”向“敵人”急劇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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