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5年，有一部名為《縣政府檔案管理法》的圖書在我國出版了。它就像許多事物一樣，對處于動蕩年代的中國來說，平凡得無法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它對于今天的檔案學者而言卻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件，因為它標志著一門學科——中國檔案學的誕生。公元1952年，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社會發(fā)展和經濟建設的需要，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里開設了以檔案學的教育和研究為基本內容的專業(yè)。這就在客觀上為檔案學的探索者和實踐者提供了“搖籃”，使中國檔案學的研究形成了具有專業(yè)背景的群體。公元197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幸成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在其后二十余年的學習和工作中，檔案學與其說是我的專業(yè)，倒不如說是我揮之不去的情結——它占據(jù)了我許多工作和思考的空間。這就促使我不得不去考慮這樣一個既簡單又復雜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檔案學究競為我、我們乃至社會帶來了什么？這篇文章就是這種思考的階段性成果。在中國檔案學發(fā)展的各個時期，都產生了為數(shù)眾多、風格各異的著述，至今已經形成了相當規(guī)模的學術群落。中國檔案學作為一門形成七十多年的學科，事實上已經對科學和社會產生了影響。筆者認為，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中國檔案學自身的基本理念和模式實現(xiàn)的。中國檔案學的理念是指在其形成、發(fā)展過程中分析和看待事物的基本思想，而中國檔案學的模式則是在其理念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制作學科”的行為方式。中國檔案學的理念與模式是通過形成學科的基本因素、構成學科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學科的切入方法體現(xiàn)出來的。因此，研究中國檔案學的理念、探尋中國檔案學的模式，只有從分析中國檔案學的邏輯起點人手，以中國檔案學形成和發(fā)展的基本因素為出發(fā)點，以中國檔案學的主要學科的結構和功能為基本內容，才能完整、準確地把握中國檔案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真實、充分地感悟中國檔案學給人類帶來的精神與物質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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