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的唐五代詩僧群體》將整個唐五代詩僧作為一個大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之下，又分別從地域（宮廷詩僧群體、江左詩僧群體和敦煌詩僧群體）、生平經歷（還俗應舉詩僧群體和通俗詩僧群體）以及國籍（日本、朝鮮來華詩僧群體、中國赴印求法僧人群體和西域入唐僧人群體）等角度將他們分為數個小的群體，來具體考察唐代詩僧群體的轉型過程，從而得出世俗化和文人化是唐代詩僧群體的共同趨向這一結論。唐五代處于從以門閥士族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貴族社會向以庶族出身的官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庶族社會轉變的轉型期?！鞍彩分畞y”后，庶族知識分子逐漸取代此前的庶族知識分子，成為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較之士族知識分子，庶族知識分子一方面喪失了與以皇權為代表的政治勢力相抗衡的資本，另一方面由追求形而上的理論性轉向追求形而下的實用性。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是傳統文化的承載者，佛學理論的中國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士大夫們的態(tài)度，因而知識分子的轉型，必然帶來佛教的轉型。知識分子中的居士階層和失意科場、遁入佛門的知識分子分別從外部和內部影響了唐代佛教，使其由此前追求化外獨立而逐漸屈服于皇權，由注重義理的研求轉向注重對心性的體悟。在這個轉型的時代，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_詩僧群體。這一群體是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共同影響下的產物：一方面，唐五代詩僧群體嘗試著將佛教融會于儒學、書、詩、畫等當中來化導眾生，以擴大佛教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在學習儒學、詩、書、畫等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向士大夫階層靠攏。有唐一代，詩僧們掙扎在“入世”與“出世”、“佛學”與“外學”之間。他們不像魏晉六朝的詩僧那樣，嚴格恪守佛門的教律，于外學只是偶爾為之；也不像入宋后的詩僧那樣，完全地融入世俗社會，與士大夫們打成一片，“除卻袈裟在，其余便是士”。唐代詩僧是在試探中走出佛門的，在這一過程中，來自佛門和世俗社會的責難，以及詩僧們對于自身僧人角色的定位，使他們經受了痛苦的煎熬。唐代詩僧群體經歷了“詩為外事”——“詩禪并舉”——“詩禪合一”的心路歷程。在這一歷程中，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上，做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在不少方面為文人文學開創(chuàng)了新路，在某些方面已開了宋詩的先聲。然而，隨著他們文人化的加深，他們對文人及文人文學的影響亦漸漸衰退，入宋后終于消泯于文人文學的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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