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集

　　1982年，我考取世界古代史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開始進行學位論文的選題。當時杭州的外文資料還不多，只得赴北京查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資料室里，我第一次讀到了一本題為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的小書，并為書中的內(nèi)容所深深地吸引。正是在此書的影響下，我最終選取了古希臘邁錫尼時代作為自己畢業(yè)論文的題目。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期間無論是我們的國家、學術(shù)界，還是我的個人生活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但是，那本小書主人公的形象卻始終縈繞在我腦海中：一個名叫Michael Ventris 的英國人，14歲上中學時因為在倫敦聽了一場關(guān)于克里特文明及線形文字的考古學講座而產(chǎn)生于強烈的興趣；后來他選擇了建筑師為自己的職業(y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他應(yīng)征入伍，成了英國皇家空軍中的一名轟炸機飛行員；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又去做建筑師，并有不俗表現(xiàn)；但是，他一直沒有忘記自己在中學時候的志趣，在業(yè)余時間里不斷研究線形文字，最終于1952年成功地釋讀了這種當時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讀懂的古代死文字。　Mihael Ventris為什么要把有限的生命花費在這種不能帶來任何實際利益的業(yè)余研究上呢？他為什么沒有把寶貴的精力全部投入到獲取物質(zhì)報酬的活動中去呢？在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中，根據(jù)高度物化了的學術(shù)標準，他的行為簡直有點愚蠢。但是，令人驚奇的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古今中外，像Michael Ventris那樣的人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謝里曼，商博良，羅林森，羅振玉，王國維，等等。這些人的事跡，只能說明一個事實：人類除了對現(xiàn)實物質(zhì)利益的追求外，還有精神上的追求。導致人類進行這類精神追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類天生的求知欲。人類的求知欲，既體現(xiàn)在對自然現(xiàn)象的探求上，又體現(xiàn)在對社會現(xiàn)象的探求上，還體現(xiàn)在想知道過去發(fā)生了什么。正是有了求知欲，所以，人類才不同于其他生物；正是有了求知欲，人類才有不斷積累的知識；正是有了求知欲，人類的生活才顯得崇高、有意義；正是有了求知欲，才有了科學與教育。在人類的求知欲面前，所有學科一律平等?！≡缭?000多年前，古希臘文化的集大成者亞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學》的一開頭就明確地寫道：“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诟鏖T科學中，那為著自身，為知而選擇的科學比那為后果的科學，更加智慧?！徽摤F(xiàn)在，還是最初，人們都是由于好奇而開始哲學思考的。……一個感到疑難和好奇的人，便覺得自己無知（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一個愛智慧的人也就是愛奧秘的人，奧秘由好奇構(gòu)成）。如若人們?yōu)榱藬[脫無知而進行哲學思考，那么，很顯然他們是為了知而追求知識，而并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然，我們追求它并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是人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惟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科學?！保▉喞锼苟嗟拢骸缎味蠈W》第一卷，苗力田編：《亞里斯多德選集：形而上學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頁。）　為知識而求知，讓科學像一個自由人一樣為自己而活，而不是像奴隸一樣為他人而活，讓科學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亞里斯多德所追求的理想，這也是人類知識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但是，在古代中國，這樣的思想?yún)s難以見到。稍晚于亞里斯多德的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曾這樣寫道：“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為之，無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奸事，知說失中謂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圣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奸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謂之上愚，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保ā盾髯印と逍А罚┰谲髯涌磥恚祟惖闹R分為有用的與無用的兩大類，其中無用的應(yīng)當堅決予以拋棄，只有那些有用的，才值得人們花費精力去研究。為什么亞里斯多德與茍子對于知識的思想會如此不同？是不是因為中華民族所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實太多、所經(jīng)歷的苦難太多，根本不允許學者們有閑情逸致去探究那些以滿足人的智力愛好為惟一目的而沒有任何現(xiàn)實意義的“形上”之學？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孟子曾提出一個關(guān)于“大丈夫”的標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千百年來，這一人格標準一直為中國人所崇尚。但是，在古代中國，沒有人把這個標準移加到知識上，沒有人倡導人類知識的獨立地位。所以，我們看到，在漫長的歲月中，知識或屈從于權(quán)力，或屈從于財富，或屈從于暴力，而沒有獲得“自由人”的自主身份，就像亞里斯多德所倡導的一樣。就像中華民族曾經(jīng)歷經(jīng)了無數(shù)的磨難一樣，人文知識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多災(zāi)多難的。在封建社會中，人文知識由于受到了封建帝王及封建體制的特殊恩寵而無法得到自由的發(fā)展，結(jié)果是發(fā)育不全，成了一個畸形的怪胎。歷史還告訴我們，人文知識曾經(jīng)在“文化大革命”的名義下備受摧殘。同樣，如果用科學的名義扼殺科學的靈魂、用“器”的標準強暴“理”的原則，那么，最后的受害者將不是某個學科，而是整個民族。　荀子提出，要拋棄那些沒有實用價值的知識，只研究那些有用的知識，因為，對于那些沒有用的知識，“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避髯拥淖h論振振有詞，實際上，古代中國對于那些沒有用的“知說”確實是進行排斥的。但結(jié)果呢？與荀子所設(shè)想的正好相反。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所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小人”或“偽君子”要大大多于正直的君子；各行各業(yè)的工匠們雖然用自己的雙手創(chuàng)造出了輝煌的科技成就，但是，近代科學并不是在中國誕生的；中國古代社會雖然壓制了科學技術(shù)，但是，統(tǒng)治者們卻沒有因此而得以長治久安，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那樣多災(zāi)多難。相反，在倡導研究那些無用之“知說”的西方，出現(xiàn)了近代科學，出現(xiàn)了工業(yè)革命，出現(xiàn)了高等教育體系，并且依仗著發(fā)達的科技最終打開了中華帝國的大門。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而努力奮斗?！〗裉斓奈覀儺斎徊豢赡芤笳麄€社會都去研究歷史學。因為現(xiàn)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世俗化，還有一個特征則是高度的分工。這樣，人類探究知識的活動，就逐漸集中到大學中去進行，或者說，大學的一個主要職能就是探究知識以滿足人類的求知欲。在這些探究知識的活動中，自然包括了歷史學。如果大學都不能容忍歷史學的存在的話，那么，在現(xiàn)代社會中，歷史學還會有立足之地嗎？近年來，不少人討論過什么是大學。有人說，大學應(yīng)有宏大的校園；有人說，大學應(yīng)有一流的大師；有人說，大學要有大愛，等等。其實，近代大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對人類求知欲及知識的尊重為特征。大學以寬闊的胸懷，包容著人類各種各樣的求知欲，在這里，人類的精神可以自由地探究一切感興趣的問題，不管它是有用的，沒用的，可以帶來具體利益的，還是根本不能帶來任何利益的?！≈腥A民族所經(jīng)歷的苦難太多了，中華民族的夢想被壓抑得太久了，所以，我們迫切地希望早日騰飛。就在我們奮起直追的時候，我們越來越感到了與國外的主要差距，那就是科學技術(shù)的落后，因此，經(jīng)過了二十多年腳踏實地的改革開放后，我們提出了科技創(chuàng)新。當我們在科技領(lǐng)域努力進行創(chuàng)新的時候，不要忘記，知識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如果在努力發(fā)展某些學科的同時，排斥甚至剝奪某些沒有效益的學科的生存權(quán)，那么，這樣的知識體系是有缺陷的、畸形的，在這種知識體系上所進行的創(chuàng)新活動是無法獲得有效支撐的，也是不可能結(jié)出所希求的碩果的；我們更不要忘記，任何創(chuàng)新的最終原動力是人的求知欲，如果不尊重求知欲而只盯著科學技術(shù)所能產(chǎn)生出來的結(jié)果，那么，這樣的創(chuàng)新活動是缺乏持久生命力的。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曾引用過一的句話：“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旦沒有，科學也就衰落下去了。”（保羅·佩迪什：《古代希臘人的地理學》，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版，第186頁。）進入21世紀，我們開始以新的姿態(tài)昂首挺胸地走向世界，并。向亮地提出了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這是一個宏大的志向，也是一個民族的夢想。當我們朝著這一目標努力的時候，不要忘記，在國外的著名大學中，不僅有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且，還有像埃及學、亞述學這類根本不可能產(chǎn)生任何現(xiàn)實利益的學科。如果不建立相應(yīng)的學科，如何跟國外的一流大學進行交流對話？一個沒有一流大學的國家，是不可能成為一流國家的；一個沒有一流學科的大學，也是不可能成為一流大學的?！≡诖髮W中，必須有歷史學的一席之地。同樣，對于歷史學來說，要想獲得這樣的一席之地，也必須放眼世界，把握國際學術(shù)的發(fā)展動態(tài)，不斷用新的研究成果豐富我們的知識。但遺憾的是，在我國的歷史學殿堂中，所見到的常常是陳腐了的知識。例如，正如本書中開頭幾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樣，早幾十年前，國內(nèi)外的古人類學研究就已明確地告訴我們，1400萬年前的所謂“臘瑪古猿”并不是人類的祖先，甚至“臘瑪古猿”這個名稱也被取消掉了?？墒侵钡浇裉欤诒姸啻髮W教材中，依然在大談什么“人類的祖先臘瑪古猿”。像這樣一種對國內(nèi)外科學進展一無所知的歷史學，怎么能夠在大學中站得住腳呢？中國的歷史學，必須重新審視自己。本書中的《邁錫尼時代及其社會制度》等文章，寫于十多年前，這么多年過去了，一直沒有看到批評文章。這不是一件好事，而是憾事，說明這一方面沒有什么進展。要是有一天，有人能夠用新的材料對本書中的文章逐一進行認真的更正，指出其中的錯誤，我將會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說明了學術(shù)的進步。真誠地盼望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我曾說過，要振興、發(fā)展人文學科，首先要從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做起：讓人文學者高尚起來，讓人文學科純潔起來。　最后，我想感謝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的俞慶森教授等人，他們雖然是科技專家，但對人文學科卻極其關(guān)心。作為一個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我在他們的身上，獲得了溫暖與鼓勵，并看到了人文學科的希望?！∽屓祟惖那笾诂F(xiàn)代大學中自由翱翔。

暫缺《求知集》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