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啟蒙者到專業(yè)人：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中教師角色演變

　　借用馬克斯·韋伯的兩個概念，“啟蒙者”所秉持的是心志倫理——關心的只是信念本身，是一種無所忌憚、不講條件的政治理想主義，雖極富熱情，卻是沒有任何結果的亢奮?；厮葜袊F(xiàn)代化的百年歷程，心志倫理橫流，無論是道德的理想國，還是技術的烏托邦，當學校變成政治的舞臺（教師成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或者是經濟發(fā)展的加速器（教師成為知識資本家），教育無力守護自己的邊界，亦很難具有清明理性的態(tài)度。本書以為“專業(yè)人”可以奉行責任倫理——心志倫理只關切于“應為”，而責任理正視的是“能為”。在一個業(yè)已除魅的理性世界，辨析于目的一手段之間關系的責任倫理要求具備三種特性；熱情（對事的獻身）、責任感（對事的堅持）、判斷力（心沉氣靜去如實面對現(xiàn)實的能力，也就是對人對事的距離）。作為一個專業(yè)人，要小心守護學術與教育的有效性范圍，需要有一種具有相對自主性并且“價值中立”的學術，對所置身的世界，方有切實的貢獻。這要求專業(yè)人在學術探討與教學上有嚴格的自我節(jié)制。然而，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一定冰火不容嗎？“啟蒙者”與“專業(yè)人”之間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嗎？教育是關注“應然”的實踐，倘若抽離了“意義”與價值關懷，是滯墜入官僚制度下的工具價值與程序合理下的技術霸權？因此，中國教師的角色演變，可能也很難說是從啟蒙者到專業(yè)人，而是兩者之間構成一對張力，從“啟蒙‘高蹈，到雙雄并秀，彼此互補。劉小楓用”思想史上的刑事偵探“來稱謂畢希納，本書所做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偵探，在教師與國家關系之間，在教育與國家之間。本書從教師然色演變出發(fā)，探討中國教育與國家的關系構型的政治哲學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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