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7月7日，電影里那架用鋼制成的鋼琴被裝進了一輛藍色的大卡車中，離開拍攝地鞍山，來到北京。在導演張猛看來，比起那些能映出優(yōu)美倒影、黑白相間的鋼琴來，這架“鋼的琴”顯得“笨拙又束手無策”。

就在兩個多月的拍攝工作完成后，這個龐然大物開始生銹，然而“琴雖銹了，記憶沒銹”。與鋼鐵有關(guān)的歲月，是這個36歲的導演生命中難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鐵嶺的一個工廠大院，家族里有7個人曾分別在遼鋼和鐵西鑄造廠工作過。

張猛舉家搬到沈陽后，鋼鐵仍一度在這個城市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位置。遼寧曾是“一五”規(guī)劃的“重中之重”，蘇聯(lián)式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在沈陽發(fā)育得最為完備。一條鐵路標識著沈陽普通生活區(qū)和工廠區(qū)的界限，鐵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鐵西區(qū)。蘇聯(lián)援建的“156項工程”，鐵西占了3家。

張猛還記得，鐵西區(qū)里工廠連成一排，煙囪林立。他甚至聽說，無論人們從哪個方向進入沈陽，都會看到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這3座高達百米的煙囪是“回家”的標志，簡直成了“沈陽的地標”。

電影中，也有兩根突兀的煙囪不斷在畫面中出現(xiàn)。工人們生怕它被毀掉，恨不得將那里改建成“蹦極的場所”?？墒沁@群人甚至連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煙囪最終還是被爆破了。現(xiàn)實中的沈陽，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也于2004年被拆除。

蘇聯(lián)“老大哥”援建的不僅是大型工廠，還包括大片的蘇式工人村。張猛記得，在那些磚紅色外墻的3層小樓周邊，配套建設有學校、電影院、照相館、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園?！澳菚r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他說。

在張猛的記憶中，鐵西區(qū)工人的好日子大概從1985年就開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陽市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產(chǎn)。人們普遍將上世紀90年代初期視作最早出現(xiàn)下崗職工問題的時間點。為了提高效率，國企開始著手將冗余人員從原有的崗位撤換掉。曾經(jīng)一家?guī)状私影嗌蠉彽墓と藗儯谝淮伟l(fā)現(xiàn)自己手里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

2002年，鐵西區(qū)已經(jīng)變?yōu)橄聧弳栴}的“重災區(qū)”。當時還是新華社記者的吳曉波前往鐵西對下崗工人進行調(diào)研，至今他還記得，一種平靜得近乎麻木的情緒包裹著那里，人們很少控訴，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個每天去菜市場撿白菜幫子帶回家的中年人，當被問及自己的單位時，那人用一種極其平和的語氣替工廠開脫：“廠子原來很輝煌，但是現(xiàn)在虧損很多年了。國家很困難，我們也理解?！?/p>

這個帶著一兜白菜幫子悄悄離去的背影，并不是這個城市的孤本。

盡管那時大部分下崗職工的“吃飯”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家庭收支也屬平衡，但學者們更傾向于將這種平衡稱為一種“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學的學費、一場疾病，甚至食品價格的上漲都可能成為壓垮這種“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幾乎同時下崗，兒子正在讀初中，僅僅維持基本的溫飽也成了大難題，每一筆額外的開支都可能讓這個家庭徹底陷入貧困。一天，兒子告訴父母，學校即將召開運動會，按照老師的要求，他得穿一雙運動鞋?？蛇@個家就連買一雙新鞋的錢也湊不出來。吃飯時，妻子不斷抱怨著丈夫沒本事。丈夫埋頭吃飯，沉默不語，可妻子仍舊埋怨著。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這是吳曉波在調(diào)研時聽說的一個真實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記得給他講故事的那張面孔，“無悲無傷，苦難被深鎖在細細的皺紋里”；他仍然有時會在夢中再次遭遇這些故事和面孔，“渾身顫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