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司馬遷是個大歷史學家，大文學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記》是個龐大的存在，聳立在中國歷史和文學的大道上，沒有誰能繞得過去，也沒有誰和誰的作品能取代。他的偉業(yè)，他空前絕后的文采，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無人取代的卓越貢獻，還有他作為男人遭遇的曠世屈辱，既讓人景仰、誠服和擊節(jié)贊嘆，又讓人心生悲憫。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時光走進他所處的時代，走進他寬廣、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內心世界，對任何一個學者，任何一個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驗。司馬遷在忍受奇恥大辱之后仍然想著端正歷史，寫司馬遷，同樣也必須端正態(tài)度。簡約、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國文人那點可憐的自尊逼入墻角，這是首先要確立的。不能純凈，不能氣沖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繁雜、瑣碎，不能免去陰暗和艱澀。要大氣、蒼勁，緊追生命的主題，身懷真正的悲憤，勇于充當歷史和文學的殉道者；同時又要游刃于悲愴與低語之間，若壯士那般嘯風泣雨，彈鋏而歌。面對血跡斑斑的摧殘，心狠不起來，或狠得過度，都不可取。人生自古誰無死？但死與死是不一樣的，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是司馬遷普及得最為廣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說出這句話時，他很可能遠沒有我們理解的那么從容，那么坦然。因為他必須用自己鮮活的生命在泰山與鴻毛之間作掙扎。這種掙扎的過程，其實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自我傷害的過程。司馬遷的偉大，就在于他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樣沉重的《史記》，一次次咬緊牙關，強行嚼碎了他作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畢竟是文人，當他完成《史記》之后，他自己認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漢武帝劉徹的心里，卻依然輕如鴻毛。因此劉徹把殺司馬迂的任務留給他的孫子，有如給后人留下—件禮物。在作品中，既可讀出了司馬遷的巨大天才和偉岸人格，更讀出了作者的寄托。盡管從藝術上看，這部小說還存在著不少可以挑剔之處，如寫得太實、太滿、太露，筆無藏鋒，抒情、議論都缺乏必要的控制等，但它卻是充滿激情的，有著脈息的搏動和生命的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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