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確立了一種具有現代性的個性解放和人的覺醒的文學觀。1918年12月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上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開篇便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實際上是在文學上對中國人的發(fā)現和“辟人荒”。人的文學“是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但是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他還進一步地指出個人與人類（群體）的關系，應以個人為本。這是因為：（1）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猶如樹木與森林的關系，要森林茂盛，“非靠備樹各自茂盛不可”；（2）“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有關的緣故”，因此“講人道，愛人類，便必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所以“人的文學”實際上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確立的個體文化精神的文學呼喚，它表達的是一種個性解放和人的覺醒的文學觀，并構成了“五四”新文學的核心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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