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與藏書之間

　　本書作者是一位古舊圖書愛好者、收藏者，更是一位從事歷史學、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因而在古舊書籍的甄別上獨具慧眼，收藏上別具特色。書中所收二十四篇文章，記錄了作者近年來在國內(nèi)外書肆搜求各種古舊書籍的經(jīng)歷，反映了作者從版本目錄學以及歷史、文化等的角度對所經(jīng)見、所購藏的古舊圖書加以考察研究的成果，可讀性、知識性、學術(shù)性兼?zhèn)洌瓤晒氖挛墨I學研究和教學的人員參考，也可給喜歡讀書、購書及藏書的讀者帶來閱讀的快樂，提供有用的信息。[前言]我是一個從故紙堆中討生計的人。不是轉(zhuǎn)販舊書，而是在古人寫下書籍的字縫里找文章做。既然讀書，就需要買書。近十幾年，因為買舊書的緣由，時常會接觸到一些藏書家。在藏書家的眼里，我多半算得上是個專業(yè)的“學者”，買的書也只是學者必需的“用功”的書籍，與藏書存在著根本的差別?？稍谝恍W者看來，像我這樣胡亂買舊書，又似乎是與學術(shù)毫不相干的事情。禮貌一些，會說這是在收藏書籍；不客氣地講，就是“玩物喪志”那句現(xiàn)成話。非驢非馬，被每一條正道上的人，都視同蝙蝠?？梢?，雖然同樣是以書為侶，但是在讀書與藏書之間，似乎存在著很大的間隔。我祖居東胡故地，借用西漢時東胡人的話來說，也可以將這一中間地帶，稱之為“甌脫外棄地”[1]。然而，若要對讀書與藏書，分別給出確切的界定，卻并不容易。譬如，你可以說，讀書者買書只為方便閱讀，不需要考慮諸如品相、版本等書籍外在形式上的差異。但是，并排放上兩部內(nèi)容和印制形式完全相同的書籍，一部油污水漬，蓬頭垢面，另一部則觸手如新，墨香襲人，恐怕天下所有“讀書”者，都要選擇后一部。又譬如許多自命為“讀書”的人，會以為藏書者類皆束書不觀，純粹是把書籍當作古董和藝術(shù)品來裝點門面?？墒牵鋵崗膩砭蜎]有根本不讀書的藏書家。藏書家對書籍的內(nèi)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只不過你有你的讀法，他有他的讀法，他可能只是茶余飯后，把玩賞鑒，同時悉心品味書籍蘊涵的文化內(nèi)容與其形式之美，并不像以讀書為職業(yè)的那些人，一定要通過看書來寫東西、謀衣食而已。如此說來，在讀書與藏書這兩大界域中間，應當還存在著一個很寬泛的過渡地帶。不僅是我，其實很多需要常年讀書的人，都是處在這一地帶的不同位置之上。近年濟南齊魯書社辦了一個講藏書的刊物，名為《藏書家》，實際上在上面寫稿子的人，多半是既讀且藏，或者說是因讀而藏，讀而后藏，真正稱得上藏書家的作者，只占其中很少很少一小部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藏書家，以后更不會有這種念頭。嚴格地說，買書只是為了讀書，為了更方便地讀書，更多地讀書，也為使讀書變得更有趣味，更多一分愜意。上學受教育，老輩的說法叫念書；書面化一些的詞匯，便是讀書。小學和中學，應當好好啟蒙打基礎(chǔ)的時候，正趕上了所謂“十年動亂”，在學校，非但不能像現(xiàn)在一樣“正規(guī)”上課受教育，反倒是時常要代替家里有事的老師給同學“講課”，于是，就養(yǎng)成了我自己讀書的習慣。自己閱讀，隨心所欲，找想看的書，這樣，自然而然地也很早就滋生了跑書店買書的嗜好。當然，像那個時代大多數(shù)孩子一樣，手頭兒能夠省下來的零花錢有限，能買到的書，自然也極為有限。少年時代購得的書籍，歷經(jīng)數(shù)度移徙搬遷之后，都早已不見蹤影，只記得讀的最多的是李瑛的幾本革命詩集。雖同樣是用分行的句子，來圖解那個時代的政治意象，但李瑛的詩似乎很講究節(jié)奏和韻律。直到現(xiàn)在，我讀新詩，還是很看重這一點。另一部印象深刻的書籍，倒是古代文獻，名為《何典》。印象深刻，是因為書名奇特，好記，至于這部書的內(nèi)容，直至今天，也沒有好好讀過。這反映出，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顯露了聚而不讀的“藏書”傾向。1977年考上大學以后，開始有明確目標地搜羅專業(yè)所需要的書籍。高考時本來報考文科，卻陰差陽錯地被錄取到理科。既要滿足讀文史書籍的欲望，又要適應念理科的需要，欲求者甚廣，而從生活費中節(jié)省下來的購書款項卻依然有限，故所得而求之者甚寡，在書店里還是翻看的時間很長，買下的書籍很少。不過，外界條件的抑制，反而愈加強化了內(nèi)心購書的奢望。在大學本科時期，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有了一點兒貼近藏書家的購書路數(shù)。這就是不問喜好與否，以及是否都用得上，成龍配套地購買某一系列的書籍。其中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就是現(xiàn)在藏書者通常稱之為“網(wǎng)格版”的那一種綠底黃色網(wǎng)格封面的版本，我是見一本，收一本，基本收齊了當時已經(jīng)出版的所有品種。又如舊期刊，一本一本地配齊了自創(chuàng)刊號以來的《地理知識》和《地理》?！兜乩碇R》發(fā)行量大，配齊并不太困難，但《地理》是20世紀50年代發(fā)行時間很短的地理學中級刊物，介于高端的《地理學報》與普及的《地理知識》之間，上下不靠，存世無多，為配齊它，耗費了我很多個周末。不過大學畢業(yè)以后，由于購買必需專業(yè)書籍的巨大吸引力，再也沒有這樣刻意按照出版的系列來購置書籍，從而也就在這個非常重要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上，脫離了通往“藏書家”的路途。不過，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我逐漸體味到在購書過程中尋尋覓覓的樂趣。覓書的樂趣，本來主要體現(xiàn)在搜尋舊書、舊期刊的特殊體驗之中。但在那個新書發(fā)行渠道還很不通暢的年代里，除了周末常去舊書攤兒尋覓需要的書刊之外，我還有另外一種覓書的途徑，這就是通過征訂書目，找尋即將出版的新書，向書店預約定購。回想起來，至今我仍然對當時哈爾濱市南崗新華書店負責預定圖書的那一位女士，心存敬重和感激。數(shù)年之間，這位店員為我定購了許多書籍，其中包括現(xiàn)在還一直使用的《中國自然地理》系列叢書。特別令我感動的是，其中有一些書，整個哈爾濱市，因為只有我一個人預定，所以，書店竟為滿足我一個人的需求，特地從出版社訂進了唯一的一本。例如由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天氣氣候研究所編輯的《全國氣候變化學術(shù)討論會文集（1978年）》，就是這樣，在《科技新書目》上看到出版消息后，由這家書店代為訂購，買到手中的。像這樣專門的書籍，除了北京、上海，當時在其他地方，是很難買到的。等到我讀了研究生，專門學習歷史地理學之后，直至今日，一直為能夠擁有這本論文集而頗感得意。后來徜徉于南北各地舊書攤肆，卻始終沒有遇見過這本文集，也就更為感激專門為我預定書籍的這位店員。各個專業(yè)，都需要讀書，但從事歷史這一專業(yè)，似乎需要比其他專業(yè)讀更多的書。當然，更準確地說是瀏覽更多的書。這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專業(yè)所讀的書，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讀法有些特別，并不是逐字逐句的閱讀，只是走馬觀花，了解一下大概內(nèi)容，日后做專門研究需要時，再仔細閱讀，或是查找一些有用的資料；另一方面，是因為從事歷史專業(yè)，不管學術(shù)進展到什么地步，出現(xiàn)多少新知識，得出多少新結(jié)論，對每一個具體問題的研究，依然需要立足于原始資料，一切從頭做起，去讀很多代以前學者早已讀過的書籍，而不像其他很多學科，新知識隨時淘汰老知識，有了新著述，就可以扔掉老書不用。歷史學研究用書這兩個特點，決定了干這一行的人，往往需要在書齋里儲備很多很多的書籍。大學畢業(yè)以后，接著讀研究生，由理科轉(zhuǎn)入文科，進入歷史學領(lǐng)域。因為有了比較具體的專業(yè)，讀書的范圍，也變得非常具體，而購書的數(shù)量，則基于專業(yè)的需求，開始大幅度增加。當時買書，幾乎純粹是為了實用，絲毫沒有考慮過兼顧閱讀與賞玩。不是沒有這樣的意愿，而是尚且無力顧及于此。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業(yè)師黃永年先生從北京琉璃廠古籍書店，為單位購買了一批古籍，其中有明末刻本鐘惺、譚元春評點《水經(jīng)注》，價格80元。這是古代地理學名著，因我學習歷史地理專業(yè)，先生特地指點說，此書價格不貴，書店另存有同樣一部，可以考慮買下。但我當時正處于貪婪地擴充存書數(shù)量的階段，根本沒去考慮。現(xiàn)在，這樣一部書的售價，至少要在5，000元以上，結(jié)果同樣還是不會考慮將其收入書囊。當時為集中力量，購買專業(yè)文史典籍，竟毫不吝惜地讓出了幾乎全部現(xiàn)代文學和外國文學書籍，從此以后，便不再購買這一類“閑書”。……

　　辛德勇，1959年8月11日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1977年中學畢業(yè)之后，在黑龍江省漠河林區(qū)做近兩個月伐木工人，同年底在黑龍江省參加“文革”后全國首次大學招生考試，被錄取進入大學學習。1978年3月至1981年12月，在哈爾濱師范大學地理系讀大學本科，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畢業(yè)論文題目為《論石器時代東北地區(qū)的聚落》。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師從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創(chuàng)立人史念海教授，讀碩士學位課程，獲歷史學碩士學位。畢業(yè)論文題目為《漢唐時期西安交通地理研究》。1984年12月至1985年3月，在陜西師范大學唐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3月至1988年1月，在陜西師范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仍舊師從史念海教授，讀博士學位課程，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畢業(yè)論文題目為《隋唐兩京從考》。學習期間，從1987年7月起，協(xié)助導師史念海先生，實際負責創(chuàng)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學術(shù)季刊的組織和編輯事務。自1988年2月起，在陜西師大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任講師；同時出任《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至1991年底離開陜西師范大學時為止）。1991年1月，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聯(lián)合授予“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榮譽稱號；2月，晉升為副教授。1992年6月，轉(zhuǎn)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員。1994年擔任該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職務，同年8月晉升為研究員。1998年起出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并自2000年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主任。其間在1996年2月27日，被國務院批準，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3月16日，被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稱號?，F(xiàn)任主要社會兼職有國務院“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學術(shù)兼職有：自2000年起被聘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陜西師范大學西北環(huán)境變遷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和中國歷史文獻，熟悉古籍版本學。已出版的主要學術(shù)書籍有：《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近年又再版重?。?，1995年12月，此書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青年優(yōu)秀成果獎專著一等獎。《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７月?！饵S河史話》，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8月?！段春S讀書記》，華東師范大學，2001年1月。翻譯學術(shù)著作主要有：日本學者菊地利夫著《歷史地理學方法論》，連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1989各期?！度毡緦W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民族、交通、歷史地理），中華書局，1993年10月。其他重要學術(shù)論文有：《韓信平齊之役地理新考》，刊《九州》第1輯，中國環(huán)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7月?！墩搫钸M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刊《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１９９７年第４期?！毒蘼怪畱?zhàn)地理新解》，刊《歷史地理》，第１４輯，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由梁元帝著述書目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四部分類體系＿＿兼論卷軸時代卷與帙的關(guān)系》，刊《文史》，１９９９年第４輯。《歷史時期長江三峽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開發(fā)進程及其經(jīng)驗教訓》，刊《歷史地理》第16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在學術(shù)組織中擔任的主要職務有：中國歷史地理學會副會長（自2000年起）、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自2001年起）、中國水利史學會副會長（自2001年起）?，F(xiàn)主要負責編輯的重要學術(shù)刊有：《中國史研究》，擔任主編（自1999年起）?！吨袊穼W》，擔任副主編（自1998年起，在日本用英、日、中三種文字出版，國際中國史研究學者合作編輯）。《歷史地理》，擔任副主編（自2000年起）。參與的重要學術(shù)組織工作有：國家重大學術(shù)研究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受聘為專家組成員，并曾擔任項目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負責組織協(xié)調(diào)工作。參與過的主要國際學術(shù)交流活動有：（1）1995年10月，被國家教委，聘為學術(shù)顧問，赴韓國漢城訪問兩周，進行歷史學交流。（2）1997年9月—11月，赴日本東京東洋文庫兩個月，調(diào)查日本的中國歷史文獻。（3）1999年11月，赴越南河內(nèi)兩周，調(diào)查越南保存的中國歷史文獻與越南漢文文獻。（4）2000年10月，赴挪威奧斯陸，參加世界歷史學大會，與各國學者進行學術(shù)交流。（5）2002年11月，應邀赴日本東京兩個月，與東京都立大學的佐竹靖彥教授從事合作研究，并與日本東京、京都和大阪的相關(guān)學者進行交流。（5）2003年1月，赴日本大阪兩周，與大阪市立大學學者商談合作研究項目并進行學術(shù)交流。目前正在進行的主要國際協(xié)作項目有：作為中國方面的項目負責人，與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的中村圭爾教授，共同主持由中國和日本學者協(xié)作研究的“中日城市史研究”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