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早期歷史與文化

1983年至1986年，我在我國著名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梁釗韜教授的親自指導下，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在那里我接受了包括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歷史文獻學、體質(zhì)人類學及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全面訓練。在此基礎上，完成博士論文《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與周圍民族的關系》，并于1989年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由于當時中國的藏學研究正處于逐漸恢復階段，所以，這本書雖出版僅800冊，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書中的一些基本觀點、資料連同注釋被許多人引用、抄襲，于是有不少學友及同行建議我再版。我本人自調(diào)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以后，身兼行政和科研雙重任務，一直抽不出時間重新閱讀和修改這本書。直到2000年，我才下決心見縫插針，一字一句地重新審閱和修改，并補充了一些新內(nèi)容。今天，當我在藍天白云下的圣城拉薩，重新閱讀書稿時，我再次回想起導師梁釗韜對我本人及博士論文的評價，現(xiàn)抄錄于此，以表對他的思念和紀念：格勒同志是我國自己培養(yǎng)的第一個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又是新中國第一代藏族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學位論文《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于1986年7月4日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經(jīng)答辯通過。1983年，格勒同志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塹教授等推薦考入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攻讀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我是他的指導教師。入學3年來，他經(jīng)受了人類學的全面訓練，所修課程包括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歷史文獻學、體質(zhì)人類學及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等。由于他勤奮好學，拼搏精神充沛，所以各科成績均優(yōu)良，并發(fā)表了一系列有獨立見解的課程論文。在此基礎上，他遵循人類學家必須采取的參與觀察的田野方法，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在“人熟、地熟、語言熟、情況比較熟悉”的有利條件配合下，在川西北藏、羌、彝等民族地區(qū)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綜合性學術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做了前人所難以做到的工作。由于他懂得藏、漢兩種語言和文字，又有較深厚的漢文歷史學修養(yǎng)，所以在收集和運用各種資料上獲得了出色的成績。從這篇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格勒同志的人類學理論基礎比較扎實，文化人類學專業(yè)知識比較全面。其中尤其對我國古代民族文化的區(qū)域結(jié)構及多重性發(fā)展原理，不但領會深刻，而且作了具體、深入的文化人類學理論的闡述。全文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思想，努力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民族考古學的綜合研究方法，比較系統(tǒng)地論證了藏族的起源、形成、發(fā)展，及其與國內(nèi)外各民族的歷史文化關系，頗多創(chuàng)見，是當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為依據(jù)的人類學著作。我作為格勒同志的導師，反復讀過這篇論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懷著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愛國主義思想，以充分的科學材料，批駁了國外某些學者的“藏族外來說”等學術錯誤和政治謬論，說明了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藏族很早以來就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員，同時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了藏族的形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之間的密切關系，以及藏族強烈的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形成等問題，這對于今天我國的民族團結(jié)和國家統(tǒng)一的大業(yè)無疑是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的。一個出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少數(shù)民族青年學者，利用幾種民族的文字材料，運用多種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綜合探索本民族的來龍去脈，論證上千年前的古代民族歷史文化關系，寫出如此的論著，即使有些不足之處，也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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