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是中國文化/文學風景獨異的歷史單元,李漁就是這獨特氛圍中孕育出來的頗具代表意義的“怪杰”。其人、其行、其文既引人注目又招人爭議,或褒或貶往往又在一念之間。本文分上、中、下三篇及余論四部分。上篇考察李漁的文化行為,重點討論其藝術經營活動和交游活動,以求大致測定其文化角色。中篇考察李漁的文化人格,其在明末清初特定時代環(huán)境中的政治態(tài)度、功名觀念;人生志趣中性愛與道德的認識構成;生活藝術化思想的內涵意義,以求梳理其文化思想。下篇為文學思想研究專章,結合上述文化研究之所得,融通其文學創(chuàng)作、批評、理論,綜合考察體現于詩文稗曲(以稗曲為重點)的文學思想。余論部分是對李漁及其思想的全面定位。李漁思想明顯淵源于晚明的個性思潮和享樂之風,又受到明清之際特定政治、經濟、文化諸條件因素的制約而發(fā)生了某種變異,并在其個人的生存環(huán)境、生存方式以及資稟個性的因緣下,最終形成了復合、復雜而又獨特的形態(tài)結構。李漁在相當程度上承續(xù)了晚明士風,其獨特的代表意義在于,當個性思潮受阻,特別是遭逢滄桑劇變,一批士人銷蝕了社會政治的意志和熱情,將人生關注點由純粹精神層面不斷回落到世俗生活層面,體現了文人的主體意識向下突破、轉移的態(tài)勢。就此堪稱李漁為晚明思潮的最后殿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