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詩

　　如果我們撇開盛唐神話，就會發(fā)現(xiàn)李白和杜甫并不是這一時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讀者往往滿足于李白和杜甫的這一形象，他們不僅被視為詩歌的頂點，而且被視為詩歌個性的兩種對立典范。但是，同時代詩歌的背景卻使我們對李白和杜甫有了殊為不同的眼光，這種眼光能使我們看出他們的獨創(chuàng)性的本質和程度。《初唐詩》《盛唐詩》三聯(lián)版序言英文版的《初唐詩》和《盛唐詩》大約是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出版的。那時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術界和現(xiàn)在十分不同。那時，我們擁有基本的原材料，雖然王績的五卷本詩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詩》出版十年之后才面世；那時，很多詩文集的箋注本都還沒有問世，我們也還沒有傅璇琮等學者就作者生平和詩歌編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F(xiàn)在的電子文獻把檢索字詞變得非常容易，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時，我們缺乏現(xiàn)有的種種研究工具，只能依賴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學術成就，最重要的是，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國學術獲得了長足發(fā)展，唐代研究領域精彩紛呈，令人欣慰和鼓舞。《初唐詩》、《盛唐詩》有它們的局限、錯誤和缺點。如果能夠重寫，它們一定會很不一樣。無論是我個人，還是我所利用和借鑒的學術研究，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不過，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書中的一些基本論點和對文學史采取的視角仍然不無其有效之處。文學史不是“名家。的歷史。文學史必須包括名家，但是文學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變化中的文學實踐，把當時的文學實踐作為理解名家的語境，我們不應對一個長達百年的時期進行大刀闊斧的概括，而應該檢視較短的時期，作家群體，不同的區(qū)域。這樣一來，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比如說交游考、年譜，就會和文學史寫作以及理論研究結合起來，從而獲得嶄新的意義。文學史試圖把具體細節(jié)和對整體的理解與把握聯(lián)系在一起，而整體的復雜性總是使簡單的概括顯出不足。在對詩歌的研究里，學術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具體的詩篇。好的文學史總是回到詩作本身，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詩人筆下那些令人訝異的、優(yōu)美的、大膽的創(chuàng)造。最后，我要向這兩本書的譯者賈晉華教授表示衷心感謝：如果三聯(lián)書店認為這兩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還值得在中國再版，那么，功勞有一半屬于賈教授。2004年8月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歐文。1946年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市，長于美國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爾的摩。在巴爾的摩公立圖書館里面沉湎于詩歌閱讀，并初次接觸中國詩；雖然只是中文翻譯，但他迅速決定與其發(fā)生變愛，至今猶然。1972年獲耶魯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隨即執(zhí)教耶魯大學。二十年后應聘哈佛，任教東亞系，比較文學系，現(xiàn)為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有著作數(shù)咱，論文多篇。其人也，性樂煙酒，心好詩歌。簡脫不持儀形，喜俳諧。自言其父嘗憂其業(yè)中國詩無以謀生，而后竟得自立，實屬僥幸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