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孟學詮釋史論

　　本書論述的內容是中國思想史上孟子學詮釋史的發(fā)展，主要是在作者《孟子思想史論》（第一卷）對孟子思想解析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歷代思想家對孟子思想提出的解釋、批判、爭辯、推衍、發(fā)揮，以及其隱含的思想史意義與詮釋學內涵。全書以孟子學解釋史為中心，分析中國詮釋學的三種類型：（一）作為詮釋者心路歷程表述的詮釋學；（二）作為政治學的詮釋學；（三）作為護教學的詮釋學。就其發(fā)生程序觀之，第（一）種類型詮釋學當居首出地位，第（二）、（三）種類型的詮釋學，可以視為經典詮釋者的主體性舒展的兩種表現。這三種類型的詮釋學，都深深浸潤于古典中國《詩》教的傳統之中，皆不取僵直之邏輯論證，而以達意為尚，是故后人亦當“以意逆之，是為得之”。本書內容充實，資料豐富，見解令人信服。書末附有“孟學詮釋史選編詮釋”、“參考書目”等資料，為對此感興趣的讀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黃俊杰，臺灣省高雄縣人，1946年生。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博士。曾任臺大歷史研究所合聘教授，美國華盛頓大學、馬里蘭大學等校客座教授，現任臺大歷史學系教授、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著有《孟學思想史論》、《孟子》（1993）、《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1999）、Mencian Hermeneutics：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 （2001）等書，編有《孟子思想的歷史發(fā)展》（1995）、《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2001）、Norms and the State in China （1992）、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1993）、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1994）、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1995）等書。 TOP目錄 簡體字版序自序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孟學詮釋史中的一般方法論問題第三章荀子對孟子的批判第四章宋儒對孟子政治思想的爭辯及其蘊涵的問題第五章朱子對孟子知言養(yǎng)氣說的詮釋及其回響第六章王陽明思想中的孟子學第七章黃宗羲對孟子心學的發(fā)揮第八章戴震的孟子學解釋及其含義第九章康有為對中西思想的調融第十章當代儒家對孟子學的解釋第十一章結論：兼論中國詮釋學的特質附錄孟學詮釋史論文獻選編注釋參考書目…… TOP書摘書摘 2．1．2 孟子之不尊周乃是他的政治思想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孟子政治思想內外交輝，關于社會政治事務的“外在范疇”與關于心性工夫的“內在范疇”交互滲透，融合為一而不可分離。“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6》）的基礎；“不忍人之政”則是“不忍人之心”的客體化（Obiectification），兩者是一體之二面，不可分，亦不能分。這一套政治思想至少包括以下三項命題：（1）政治權力的運作以人民的意志為其依歸；（2）權力合法化之基礎在于統治者在道德上之成就；（3）權力施行的目的在于保障每個人的福祉。以上這三項命題，第一項命題最能彰顯孟子政治思想中的“人民主體性”這項特質，這也就是所謂“民本”的理念；第二及第三項命題的核心在于“德治”的理念。由于對“人民主體”的堅持，孟子主張統治者應完全將他的主體加以解消，而融人于人民主體性之中，以人民的好惡為自己的好惡。而“德治”的主張，則隱涵兩種觀念：政治領域的運作受道德領域的運作邏輯的支配；廣大人民都應獲得福祉。前者傾向某種“泛道德論”（pan-moralism）的立場；后者則涵有某種“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的主張。孟子這一套政治思想與戰(zhàn)國時代的世局格格不入，各國攻伐爭戰(zhàn)，國君爭權奪利，顯然不以人民的福祉為念，而周天子權威到了孟子的時碟已陵威至于與諸侯無異。孟子無法將他政治理想的實踐，寄托在周天子身上。他為了使天下“定于一”，以拯生民于既溺，不得不鼓吹諸侯起而實行王道政治，以求一統天下。孟子的不尊周是在特殊時空因素下必然的抉擇。簡言之，孟子不尊周完全出于他救世的苦衷。2．2 宋儒的批判?，F在我想分析第（2）個問題：何以宋儒對孟子之不尊周撻伐不遺余力？從孟子學史的角度來看，孟子以。人民主體性”為特質的政治思想與中國專制政體中的“君主主體性”格格不入。正如我過去所說，孟子思想體系形成于戰(zhàn)國時代，當時中國政治權威處于多元發(fā)展之狀態(tài)。孟子所主張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思想，他所樹立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典范，到了秦、漢大一統帝國成立，中國政治權威歸于一元以后，就面臨了重大的挑戰(zhàn)。因為從秦、漢一直到清末，中國歷代王朝雖迭經變遷，但是王朝的專制性格基本上并未經歷重大的改變。幾千年來閱讀《孟子》這部書的人都是知識分子和帝國官員，他們一方面固然是孟子思想及價值體系的信持者，他們希望繼續(xù)追求孟子在戰(zhàn)國時代所追求的理想，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專制帝國的官員，他們時時懾于帝王的淫威，難以一以貫之地堅持或實踐孟子所高標的價值信念。于是，在秦、漢以后解讀《孟子》的這些官僚知識分子，常處于一種“自我”撕裂的情境之中：“儒家的自我”與“官員的自我”恒處于交戰(zhàn)的狀態(tài)。這是孟子政治思想在歷代學者之間常常引起爭議的根本原因。但是，這樣的解釋仍未能充分說明：何以孟子不尊周的行為與思想，在宋代（而不是其他時代）才引起如此大的爭議？換句話說，是在何種歷史情境之下，孟子學中的一些議題才在宋代思想家中獲得注意或爭論？為了探索這個問題，我想首先指出一項事實：《孟子》這部書論述一套以“民本”和“德治”為中心的權力關系理論，這一套理論一旦落實在北宋具體時空脈絡中，就會產生如下兩種作用：2．2．1 就宋代的整體政治權力結構來看，孟子所提出的這一套權力關系論述，尤其是孟子的王霸異質論與君臣相對說，對于北宋以降的既有權力結構，足以產生顛覆的作用。2．2．1 就公元11世紀王安石（1021—1086）變法時的北宋權力關系來看，因為當權者王安石以《孟子》作為變法的理論基礎之一，所以《孟子》乃無形中為王安石所推動的新權力形式奠定某種合理化的基礎。在（2．2．1）的狀況之下，孟子扮演宋代支配體制的顛覆者的角色，而批判孟子的宋代學者則透過抨擊孟子而成為宋代支配體制的擁護者。在這個意義之下，非孟論者是維護現狀（status quo）的保守派。但是，在（2．2．2）的情境之下，作為當權者的王安石擁孟子以自重，要求他的政敵服從新的權力形式，《孟子》這部書在王安石變法的政治脈絡下，又成為現行王安石支配體制的支持者，而非孟論者則成為反王安石新法支配體制的激進派。在宋代歷史進程中，知識系統與權力建制不但不可分割，而且交互滲透，于是宋代孟子學爭議的排孟與尊孟兩派學者，同時既是反體制者，又是維護體制者。在中國思想史上，知識系統與權力建制之間的復雜關系，由這個個案亦可透露其端倪?，F在，讓我進一步討論孟子學說在宋代所發(fā)揮的這兩種作用及其原因。4．1 隨著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朱子《四書集注》之成為科舉考試的定本，朱子學取得官學的地位，對近七百年來中、日、韓儒者思想影響深遠。但朱子學成為官學之扣，遂亦激起波瀾壯闊的反朱思潮，清代（1664-1911）中國的戴震（東原，1724-1777）、德川（1600-1868）日本的伊藤仁齋（1627-1705）、李朝（1392—1910）朝鮮的丁若鏞（1762—1836）尤為其代表性人物。反朱思潮之彌漫在空間上廣及中、日、韓地區(qū)，在時間上則通貫17、18及19世紀。反朱思潮之形成則或因政治社會之關懷與刺激，或因哲學立場之歧義，不一而足，我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在這種反朱思潮激蕩的歷史背景之下，作為朱子學的一部分的朱子對孟子“知言養(yǎng)氣”說之解釋，必然要遭遇到挑戰(zhàn)。就相關文獻材料看來，朱子以降的儒者對朱子解釋的批判，多半集中在孟子的“集義”這個觀念，這不儀是因為“集義”這個觀念是孟子“知言養(yǎng)氣”說的核心，而且也是朱子學者與反朱學者思想歧義的根本關鍵之所在。因此，觀察朱子以后儒者對朱子解釋的批判，必須從“集義”這個觀念開始。但是，在戴震孟子學里，“道”成為“人倫日用”之道，徹底地被現實性和經驗性所制約。戴震對“道”提出這樣的定義：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沼檬聻?，皆由性起，無非本于天道然也?！恍裕坏?，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戴震雖然也講“人道”“本于天道”或“原于天道”，但是，戴震傾向于主張“道，，在事中。他說：“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庩栁逍?，道之實體也；血氣心如，性之實體也。有實體，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齊。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戴震主張即人倫日用之“人道”以覓“天道”之流行，不應另立超絕的、超乎時空之上的原理，以為“天道”。他說：“氣化之于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兑住酚钟兄骸⑻熘?，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圣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為道而已。”戴震思想中的“道”之基本性格，實近于荀子，而遠于孟子。經世思想是宋明清儒家思想傳統中極為突出的重要觀念。這個觀念與傳統儒學中“修己”、“治人”兩大觀念有密切關系?！靶藜骸庇^念之成立乃基于兩項假沒：一是在道德上足以擔當治國重任者僅系少數優(yōu)秀人才；二是社會上道德秩序之建立有賴于圣賢典范之領導。由“修已”，觀念而衍生宋明儒學傳統中經世思想的“道德模范性的途徑”（normative approach），特重個人的道德修持，視之為平治社會之前提。但是除此之外，宋明儒家傳統中的經世思想亦有其側重實際政務的一面，這就是所謂“制度性的途徑”（institutional appraoch）。這兩種途徑的思路代表宋代以后經世思想的兩大重要取向。經世思想在宋代以后的發(fā)展，每與政治情勢有密切的呼應關系。王安石說：“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保ā端问贰ね醢彩瘋鳌罚┐_為的論。經世思想在明末清初更達到令人側目的高潮。這段時期的經世之學約可分為三大派別：一是“實踐派”，反對記誦之學及性理空談，以孫奇逢（1584—1675）、李頤（1627—1705）等人為代表；二是“技術派”，特重西洋的天文、歷算、水利、農務等，以徐光啟（1562—1633）、王錫蘭（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及宋應星等為代表；三是“經學史學派”，以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及王夫之（1619—1692）等為代表。這些學者之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均可說是起于對明末政治變局的反省。而清未經世思想的大興，更源于西方勢力入侵的挑戰(zhàn)。這項事實在康有為的《孟子微》中以很深切著明的方式呈現出來?？涤袨槟艘宰⒚蠟槭侄?，以調融中西思想為目的，因此全書在釋孟、注孟之同時，常將中國與歐、美的現況作對比，以提醒國人的自覺而求中國之富強?？涤袨樗鎸Φ恼桥派降购６鴣淼奈鞣搅袕娫谖镔|、精神、文化、思想各方面所施予的壓力。這種壓力促使他回歸儒學傳統，深入孔、孟學說中求取經國濟民的約方?！睹献游ⅰ愤@部著作可以看做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的壓力時所產生的一種回應?！璗OP 其它信息 裝幀：平裝頁數：532 版次：1版開本：32正文語種：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