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關于中國人類學發(fā)展的文章的結集。全書分為七章。第一章涉及的主要是學科背景，講述的基本上是處理人類學國別性與一致性的“他山之石”。第二章是作者在閱讀他人所著的中國人類學史基礎上，試圖從自己的角度探討中國人類學存在的首要問題，學科的國家化。第三章到第七章，關注的要點雖然不同，但它們都共同關注中國人類學歷史遺產問題，從20世紀初民族與國家關系的探索，到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田野人類學的興起，從摩爾根理論及其“中國化”，再到20世紀末期“鄉(xiāng)土中國人類學”的問題，不同的篇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敘述對相互關聯(lián)的歷史過程的反思。全書有一個貫穿始終的論點，即與海外人類學一樣，中國人類學有值得自己珍惜的歷史遺產。新的人類學研究若無法與前人的論述聯(lián)系起來，便無以走出一條人類學的“中國之路”。在很大的程度上，書中各篇著述可以說正是為了有反思地繼承中國人類學的歷史遺產而寫的。本書前言1996年以來，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筆者針對“中外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研究比較”這一主題進行了研究。本文報告這一研究項目的主要成果，試圖論述人類學（特別是社會或文化人類學）在中國產生變異的緣由。[1]這里有必要預先說明，人類學依據國家不同而產生認識論和學科特征變異的過程，通常被界定為“本土化”（如中國情景中的“中國化”）的過程。本文選擇考察中西現代人類學傳統(tǒng)形成的總體歷史進程及其問題，主要論述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七十年代（即世界規(guī)模的“冷戰(zhàn)”結束）這一段光陰里人類學在西方和中國走過的不同道路。中國人類學發(fā)展的獨特道路，也可以被稱為“本土化”。但這里之所以要暫時撇開當今關于“本土化”的論爭，并非因為筆者沒有看到，針對學科“本土化”的概念和實踐展開的論述，都應對于它們的現時性有所關照，而是因為筆者認為，這些論爭有著它們的歷史根源，而對于歷史的考察能夠為我們提供一項有關學科發(fā)展未來走向的清醒認識。也有必要說明，對學科史的這項研究，與近年來華勒斯坦（ImmanuelWallertein）等學者針對西方社會科學（包括人類學）的演變進行的歷史反思之間構成的關系的差異。華勒斯坦等人從歐美的近現代史的政治經濟力量發(fā)展過程為背景，解釋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學科衍生歷程，主張將學科體系及體系內部的專業(yè)放置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創(chuàng)建、世界霸權興起的歷史過程中考察（華勒斯坦等1998）。對于理解西方社會科學的整體面貌，華勒斯坦等人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然而，我其論點抱有兩點疑問。首先，華勒斯坦等人基于社會科學總體史的研究認為，社會科學如要驅除它的權力陰影，就需要拋棄學科的界分，憑依諸如“復雜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類的超學科分析框架，挑戰(zhàn)舊有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學科分化模式。而在我看來，雖然對于在學科建構非學術力量確實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但是西方社會科學學科的專門化似乎不應單純被理解為“政府部門專門化的需要”引起的；并且，將學科界線的打破看成是克服社會科學歷史問題的手法，顯然忽視了近代西方知識發(fā)展的特殊邏輯及各種知識生產和傳播門類與國家和社會力量之間形成的既互相勾聯(lián)又互相排斥的關系，忽視了知識對于其它種類的力量的超越性（哈貝馬斯1999）。其次，華勒斯坦本人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前景時，似乎對于“去西方”（de-Westernize）存在著過高的期待和過多的幻想。他以為若社會科學能去除其西方中心論特性，即能脫離它的歷史困境（Wallerstein1997）；而在我的認識中，華勒斯坦預期中可以起替代作用的非西方（如中國）社會科學，卻同樣（甚至更加）難以摒棄權力對自身的制約。正是這兩方面的矛盾，促使筆者展開學科史的再度反思。一如對以漢語撰述和講授的的人類學（一般稱為“中國人類學”）有所了解的學者所看到的，與華勒斯坦等學者所預期的不同，人類學在中國的發(fā)展，不僅不能說具備了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學欠缺的超越精神，而且已經發(fā)展成為一種高度國家化的論述體系。相對而言，西方的人類學或許應該說比較切近華勒斯坦等人的追求。華勒斯坦等人認為，西方人類學是歐洲民族—國家治理其他社會的知識需要的必然產物，是“帝國主義的侍女”（同上）。事實上，盡管部分的人類學家曾經確實充當過華勒斯坦等人批評的角色，但作為一個整體，現代人類學追求為世界和文明之“本我”的認識提供了一面“非我”的鏡片，完全與“帝國主義的情趣”不相投合。人類學學科綜合了人文思想、實證主義世界觀和哲學觀的旨趣，從19世紀后期開始即為西方人文思想開拓了超越本文化、從西方文明邁向世界其他文化模式的道路。20世紀的前六十年，是西方人類學“現代化”的時期，此間這門學科更集學苑之英華，對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與世界觀展開了文化的自我批評（MarcusandFischer1986;王銘銘1999）。那么，這樣一門西學在中國如何變成一種國家化的論述體系？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顯然需要直接面對華勒斯坦等人所忽略的“非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的“現代化”方式之間的密切關系問題，而筆者將以“漢語人類學”（Chinese-speakinganthropology）為例來解答。這里運用“漢語人類學”而不用“中國人類學”這個更為通常的概念，部分是因為考慮到基于后一種概念而展開的學科史論述曾出現兩種概念混淆狀況：其一，“中國人類學”的概念經常排斥以漢語翻譯出來的人類學作品，而漢語的翻譯作品實際上是中國人類學學科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漢語學界的“中國人類學”向來有與西方研究中國的“中國人類學”（Chineseanthropology）混淆的趨勢。除此之外，我還考慮到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中國人類學”體現的是一種現代民族—國家的地理政治概念，而無法切實呈現中國內部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及華人語言—文化的超國家疆界性。那么，這個有問題的概念為什么還這么流行？我認為，答案正是在于學科的國家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人類學同其他學科一起被介紹到中國為中心的漢語世界中，成為我們用漢語講授與撰述的“西學”之一門。百年來，人類學隨著國內意識形態(tài)和政體的演化，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的面目（如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社會人類學等）及不同的風格出現，以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政治地理概念為中心的漢語學術體系中扮演著它的角色。人類學雖是一門從海外引進的“西學”，但其在中國的演化向來并非不具有“中國化”的特色。相比20世紀西方人類學，中國人類學的突出特點表現在其對于19世紀啟蒙的進步歷史觀的一貫堅持。在歷史發(fā)展的不同時期，這一特點與民族—國家的不同建構相勾連，使學科難以脫離國家概念及其地理政治的制約。我認為，以“漢語人類學”來關照“中國人類學”，使我們更為清楚地看到一門社會科學學科如何從以語言—文化為中心的跨文化對話手段演變?yōu)槊褡濉獓易晕医嫷闹R手段的歷史過程。人類學在20世紀中國對于民族—國家話語的依附，與其被引進后出現的對于國內民族與文化關系的過度關注有著深刻的關系，而這一關系突出表現在西方人類學“異文化”視野的“本土化改造”上。究其根源，特定的“本土化改造”根源于中華文明體系的內在多元性及其可能提供的“內部異文化視野”。然而，事實上的學科歷史發(fā)展路徑卻不完全支持這一論點，因為漢語人類學（即以漢語講授和撰述的人類學知識）的本土化研究向來堅持一種啟蒙的進步論，這一論點甚至已經給“內部異文化視野”的開拓設下的極為嚴重的障礙，使我們不能以“少數民族”的異文化來反思“大漢族主義”的本文化。那么，西方人類學“異文化”視野的“本土化改造”又主要根源于何種歷史背景呢？對于漢語人類學知識的獲得、傳播與運用之與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建構的關系分析，安德生（Benedict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體》應能有所啟發(fā)。據安德生的看法，新興民族—國家的“國族建設”（nation-building）不僅依靠軍事，也依靠普遍的民族主義熱情。在這些國家中，通過傳媒、教育系統(tǒng)和行政制度來灌輸民族主義意識，是其國家建構的必由之路（Anderson1991[1983]）。安德生依據歐洲和東南亞經驗提出的理論，對于我們理解中國人類學的發(fā)展有不可多得的參考意義。而筆者也認為，正是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內在的困境——尤其是民族—國家理想與中華文明體系的多元性矛盾，促使?jié)h語人類學長期以來堅持發(fā)展一種“異文化研究內部化”的研究類型，而這也正是人類學在中國“本土化”的核心內涵。本文將依順此一理路展開學科史論述，為了更明確界定“本土化改造”的特征，筆者將先考察西方人類學的演變，從這一歷史性的演變中顯示它的原有總體特征，接著才進入漢語人類學學科史的探討。當然，這里必須預先指出，由于本文是力圖在篇幅所限的范圍內論述一個過于廣泛的論題，因此它必然需要刪減諸多“史實”，而將主要焦點集中與整體框架的廓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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