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書名所列的兩大主題“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是筆者很長一段時間所關注的主要研究領域。筆者對于社會分層的研究始于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人民大學還沒有社會學這個專業(yè)，筆者對于社會學的興趣更多是讀書得來的。當時，有關社會學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數是外文書。在北京，外文書藏書最多的要數“北京圖書館”（今天已易名為“國家圖書館”）了。讀研究生的時候，著實讀了不少北京圖書館的外文書。那時候的北圖還沒有搬到現在的白石橋，還是在北海南門的老北圖。筆者有幸能夠得到北圖的外文外借的圖書證，數不清有多少次來來往往于當時所居住的北城地興居和老北圖之間，借閱了大量書籍，其中很多是社會學的著作。所以，后來寫研究生論文的時候，寫的是有關社會分層中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探討發(fā)達國家的白領階層，也可以稱作中產階級，當時國內的術語還是“腦力勞動者”。筆者對于城市農民工研究的興趣也是說來話長，1990～1991年在英國布里斯特爾（Brist01）大學訪問一年，是中英友好獎學金資助的，讀書過程中，看到大量關于遷移（migration）方面的材料，1992年夏季在美國安阿伯（Ann Arbor）密執(zhí)安大學安靜的圖書館里也閱讀了不少城市移民（urban migration）方面的書籍。這樣從90年代初期開始，先是從理論上，后來又從實證上探討流動人口、城市化和城市農民工問題。本書是作者在大約十多年的時間里，關于城市農民工、城市流動人口、中國城市化問題等主題研究心得的一本集子。筆者在本書中提出了和試圖驗證如下的一些觀點：第一，從社會分層的角度看，中國城市農民工是城市中的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在城市里較長時期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無論他們自己還是整個社會并不認為他們是歸屬于城市的，而是認為他們是歸屬于農村的社會群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處在城市里的邊緣位置上，所以常被稱為城市中的“邊緣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成為城市里的一個特殊的亞文化群體。然而，另一方面，他們與農民也有根本的區(qū)別，他們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觀念，這些使得他們很難再復原到農村原來的生活軌道上。第二，造成上述城市農民工特殊社會分層地位的首要制度原因在于戶籍制度。本書探討了新中國戶籍制度的起源，認為，戶籍制度建立以后，起到了兩個最主要的社會功能，第一是使得革命以后的經濟分配、資源分享的秩序得以維持。我國在嘗試了打碎階級的實驗以后，需要用“非所有權”的屏蔽手段來維持經濟秩序，而戶籍是“非所有權”式的、最為有效的屏蔽手段。依靠戶籍阻止農民進城，實現了向城市工業(yè)發(fā)展傾斜的政策，完成了工業(yè)發(fā)展的原始積累。筆者認為，戶籍制度的本質是一種身份制度，當然，構成當時中國身份制度的不僅是戶籍，除了戶籍制度外也還有一整套復雜而又相互匹配的身份制度，但是，戶籍制度是這套制度的核心。筆者認為，改革以來，戶籍制度的“社會屏蔽”功能有所衰落，經濟所有權的功能已經出現了回歸的趨勢。財產權作為社會篩選機制和技術證書權的篩選機制都已經對于戶籍權力提出了挑戰(zhàn)。當然，在產權方面和技術證書方面，農民工也不占優(yōu)勢，農民工仍然有可能處于城市社會分層的下層。但是，產權和技術證書權作為主導的社會篩選機制以后，社會公平的機制和理念卻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第三，在上述戶籍制度的影響下，傳統(tǒng)的人口流動的推力與拉力的模型發(fā)生了變化。中國農民工流動的推力與拉力的模型與國際上的模型有很大區(qū)別。在戶籍制度的作用下，推力與拉力都會出現變形。有些推力或拉力，會出現“功能失效”，也就是說，此種因素雖然還存在，但是它卻失去效用，從而使流動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規(guī)律。迄今為止，我國的戶籍改革雖然也推出了若干重要舉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慣性較強，戶籍使推拉失效的現象依然如故。第四，筆者提出，非正規(guī)就業(yè)會是數以億計的流人中國城市的農民工就業(yè)的主要形式。應充分認識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正向社會功能。非正規(guī)就業(yè)為中國巨大的失業(yè)人口、流動人口、過剩的農村勞動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間。應改變目前對于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管理對策，改變一些地方打擊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作法，應對其采取扶持、幫助的對策。從社會公平的角度看，這也是協(xié)調社會各個階層利益的必要機制。從根本上說，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都應當得到保障，而不應該僅僅是城市居民和正規(guī)就業(yè)者的利益得到保障。第五，農民工中有底層精英存在，如果對于他們通通采取整體排斥的政策，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第六，筆者通過實證研究發(fā)現，農民工是職業(yè)流動最為頻繁的群體，然而，頻繁的職業(yè)流動并不能導致他們職業(yè)地位的上升，筆者提出地位累積的解釋，城里人由于可以通過檔案制度實現地位累積，而農民工則沒有地位累積。第七，筆者將我國城市農民工的家庭關系歸為五種基本模式，即單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筆者發(fā)現這些以分居為主要特征的家庭模式，與傳統(tǒng)的家庭理論是沖突的，也給社會學研究帶來了很大困難，筆者對此進行了闡釋。第八，筆者印證了中國城市農民工高比例向家鄉(xiāng)匯款的現象，筆者分析了這種向家鄉(xiāng)的高比例匯款的原因及其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影響。第九，筆者發(fā)現，城市農民工的多數處于無保障狀態(tài)，受到失業(yè)、疾病的頻頻襲擊，筆者提出了建立三條保障線的對策建議。第十，筆者在實證研究中發(fā)現城市市民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發(fā)現了流入城市農民對城市居民的不滿情緒。本書剖析了我國農民與市民交往的歷史，提出在今后幾十年里，流入城市農民與城市居民將是在我國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長期共存的兩大社會群體，提出增強他們之間的溝通、理解與合作，消除他們之間的隔閡、誤解與沖突，從而保證我國社會長期穩(wěn)定的發(fā)展。第十一，本書從剝奪理論視角研究了中國城市農民工在政治、經濟、社會權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絕對剝奪在現階段還是普遍現象，提出了多階剝奪的觀點，認為絕對剝奪降低以后，相對剝奪的問題還會再提出來。第十二，本書證明，城市外來人口分為兩個大的群體，他們的構成和需求有巨大差別，因此在戶籍改革上，要分析戶籍為不同群體帶來什么樣的實際利益，特別是要理解兩大群體的不同要求，根據他們的要求進行改革。第十三，本書分析了中國城市化的五種模式，即小城鎮(zhèn)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城市群模式和鄉(xiāng)村生活城市化模式，認為，中國城市化發(fā)展的道路顯然不應固守在某一種模式上，而應采用兼收并蓄的方針，根據不同情況采用多種模式。第十四，本書通過數據分析發(fā)現，人口高度密集的東南沿海城市帶的形成是難以避免的?！皷|南沿海線”是與傳統(tǒng)“愛輝一騰沖線”大體平行的劃分東南沿海省份與其他地區(qū)的線條，該線東南是我國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最為集中的區(qū)域。東南沿海是我國農村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可以預計是未來中國人口最為集中的聚集區(qū)，也將是中國城市化未來發(fā)展最為迅速的地區(qū)。第十五，本書提出了三元社會結構的思路。三元結構首先是以二元結構為歷史前提的，筆者認為使用三元社會結構的說法更能夠反映中國的實際情況。第三元群體的本質在于它與農村居民相比是一個占有一定城市資源的群體，它與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個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資源的群體，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體。這個新產生的群體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階級，而可以說是一個新的身份群體。本書除了筆者的勞動以外，也凝聚著筆者過去和現在的一些學生、朋友的貢獻。本書第十四章是由筆者當時的學生、現在中央編譯局的周紅云博士完成的，第二章、第十五章和第十八章，則是筆者與研究生張海輝合作的成果，第十七章第一、二節(jié)的寫作則有筆者過去的學生，現在人民大學任教的李迎生教授、郝大海博士的參與。清華大學的唐壯先生為第六章做了不少文獻準備工作。此外，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大多是筆者組織學生進行調研完成的。對于所有上述學生、朋友、同人的貢獻，在此深表謝意。筆者多年來的研究和寫作是在妻子張華女士無微不至的關心下完成的，所以，也特別感謝她的貢獻。本研究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1ASH003）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02JAZ840003）的資助，在此謹致謝忱。李 強2004年7月5日于清華大學藍旗營小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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