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秦漢卷）

　　秦漢是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在史學上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首先從史書撰述而言。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屬於秦皇朝的，自《奏事》20篇；屬於西漢人撰述的則有陸賈《楚漢春秋》、司馬遷《太史公書》（即《史記》）等六家著作共343篇。而東漢時期的史書，根據(jù)清人的考證，總數(shù)不下於100部。以上統(tǒng)計只是就純史書撰述而言，還不包括思想家的著作。這些史書絕大部分已經(jīng)散佚，所幸的是，堪稱為里程碑之作的《史記》和《漢書》，卻被流傳了下來。其次從歷史編撰而言。這一時期歷史編撰成就之最為重要的表現(xiàn)是西漢司馬遷撰述《史記》，創(chuàng)立紀傳體史書體裁。之後，東漢班固又撰述《漢書》，通過改通史紀傳為斷代紀傳，又整齊劃一紀傳體為本紀、列傳、志和表四種體例，從而對《史記》所創(chuàng)立的紀傳體體裁作了進一步的發(fā)展。紀傳體的創(chuàng)立，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無疑有著巨大的影響。這一時期歷史編撰上所取得的成就，還表現(xiàn)在茍悅《漢紀》對編年體的進一步完善。茍悅撰述《漢紀》，采用了連類列舉的記載方法，不但使編年體的記述范圍得到了擴充，而且還使記述內(nèi)容更為集中，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進了以往編年體的記述缺陷。最後從史學思想而言。史學思想不僅是指史學家對客觀歷史和史學本身的認識，而且還包括思想家對客觀歷史的認識。也就是說，秦漢時期的史學思想既包括如司馬遷、劉向、班固、荀悅等史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認識，也包括如董仲舒、王充、何休等思想家對歷史的認識。毫無疑問，秦漢是產(chǎn)生史學巨匠和思想巨人的時代，因而也是史學思想極為豐富的時代。而這些豐富的史學思想的產(chǎn)生，無疑是這一時期史學成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秦漢時期博大精深的史學思想，無疑是秦漢史學家和思想家們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的思想遺產(chǎn)。我們通過對於秦漢時期史學思想的研究，就對史學本身的認識而言，它可以幫助我們深化和提高對秦漢乃至中國古代史學變化和發(fā)展的認識；就對客觀歷史的認識而言，它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對秦漢乃至中國古代歷史變化和發(fā)展的認識。因此，重視對秦漢時期史學思想的研究，無疑是有著重要意義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告訴我們，作為社會意識的史學思想，自然小能脫離於社會的存在而產(chǎn)生。實際上，秦漢史學思想就是秦漢社會存在及其社會矛盾運動在史學領域里的反映。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秦漢史學思想時，一定不能脫離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我們不但要重視探討秦漢的政治、經(jīng)濟之於秦漢史學思想的影響，而且還要重視作為兩漢統(tǒng)治思想的經(jīng)學之於史學的影響。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對這一時期的史學思想有一個整體的把握。<

　　汪高鑫，1961年生，安徽休寧人。1983年安徽帥范大學歷史系大學本科畢業(yè)，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90年山東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yè)，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2年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畢業(yè)，獲歷史學博士學位?，F(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思想史、中國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先後在《中國史研究》、《史學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人文雜志》等刊物上發(fā)表學術論文50馀篇，主要代表作有《朱熹的人生境界觀和價值論》、《對司馬光歷史盛衰論的再認識》、《秦始皇歷史意識散論》、《論劉歆的新五德終始歷史學說》等；獨撰和叁編的著作有《朱熹傳》、《中國史學史綱》、《中國理學大辭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