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規(guī)訓的激情：論1950、1960年代的紅色小說

　　余岱宗大學畢業(yè)以后，本來可以選擇出國，他的英語不錯，而且有其他相應(yīng)的條件；也可以選擇當個小說家，做個浪漫文人，一面編制故事，一面自己也卷入一些曲折的故事。他在大學生時代就寫過小說，被當時享有很高權(quán)威的全國性刊物《小說選刊》轉(zhuǎn)載過，他后來寫的小說，其中有一個中篇，還入選《福建省建國五十年優(yōu)秀中篇集》（那個選本，一共才選了不到十個中篇）?！陡＝ㄎ膶W》副主編施曉宇先生在一次會上說，余岱宗是我們省小說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之一。然而命運既是自己設(shè)計的，又是由不得自己的。陰差陽錯，他教了幾年中學語文以后，就考上了我的碩士。他似乎想在文學研究這個領(lǐng)域里試試身手。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的臉龐就是一個矛盾：白皙的皮膚，應(yīng)該是江浙一帶移民的后裔的表征，而略微深凹的眼睛里有點比鷹隼柔和一點的靈氣，又像有幾十分之一的阿拉伯人種的血統(tǒng)。臉蛋是英俊的，但常有書生氣的呆笑。憑我的直覺，這種才子，在學院里也許是塊好料，或者說得文雅一點是塊璞玉，當然，玉不琢，不成器，好在他很用功，埋頭自我打磨。然而，他老是想改變活法。碩士畢業(yè)以后，他沒有選擇在學院啃書本。也許是為了再試試他有沒有未被發(fā)現(xiàn)的、潛在的能量，他去了一家電視臺，干了一年。結(jié)果是除了有點發(fā)胖外，沒有多少成就感。他的氣質(zhì)和修養(yǎng)和那樣成天撒開腳丫子四處奔波的生活方式，不大能夠相容，終于決計回到大學校園里來，重新開始，從助教當起。這時離他大學畢業(yè)已經(jīng)七八年了。他的小說還是照樣寫，而且有了一點影響，省里開什么筆會，請他去作個講座之類的，還挺叫座，弄得一些小男生、小女生眼睛一愣愣的，不時余老師長、余老師短地引用來爭辯。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似乎并沒有放在小說上，他在讀碩士的時候，鉆研了不少當代西方文論的經(jīng)典，當助教的時候，開會發(fā)言，往往有些讓人不得不多想想的高見，這并沒有引起我特別的驚異，事情本來就該如此。但是，有一回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童慶炳教授來我們這里，聽了他非常簡短的發(fā)言，居然特別青睞，點名要他去念他的博士。然而他沒有去。為什么不去，他笑而不答。對這個奧秘，至今在師兄弟中還有一些哥德巴赫式的猜想，其中一個說法是，他當時正是新婚蜜月后不久。后來，他順利地通過考試到我名下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當代文學。這個方向，對于他來說，具有雙重的優(yōu)勢。第一，他有文學創(chuàng)作的深切體驗，對于又學形象的奧妙，他是內(nèi)行，許多外行（包括拿了博士學位的、只懂得一大堆西方理論的一些人士），要花上十年甚至一輩子的時間不一定能明白的道理，他早已體會良深了。第二，他對于西方當代文學理論，有相當?shù)纳娅C。有一段時期，他幾乎言必稱德里達、?？?、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等。一些對于藝術(shù)本身相當隔膜的研究生，常常生吞活剝地運用西方大師的話語來掩飾他們在文學感受力方面的空虛。新名詞大轟炸，從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是文論界的一大頑癥。如果不知道他具有長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話，我也許擔心他會變成一個令人眼花絳亂的教條主義者。讀者眼前的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可以代表他在學識和智慧方面的水準。他所研究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色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當他選擇這個題目，意味著向兩種傾向發(fā)起挑戰(zhàn)。一方面是對持傳統(tǒng)觀念的學者，他們把紅色小說神圣化、經(jīng)典化，以一種宗教的虔誠對之加以膜拜；另一方面，則是一些激進的批評家，站在今天的立場對之加以挑剔和藐視（2世紀九十年代初甚為流行的“重寫文學史”中的某些文章，可能就有這樣的傾向）。比較深遂的理論修養(yǎng)使他站到歷史的制高點上，他把當年的文學經(jīng)典當作一種歷史的文本，加以寧靜致遠的審視。他看到的不是傳家的精神珍寶，也不是一堆心靈的垃圾，而是在一個歷史階段中的深刻的矛盾、轉(zhuǎn)化和走向反面的過程。他把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范（灌輸）分為感性和理性兩個方面，宏觀的、理性的灌輸是比較單純的，而感性的規(guī)范要復雜得多。他提出：“革命快感”、“革命激情和革命痛感”，及其“衛(wèi)生化”?！凹兇饣保厝缓臀膶W形象感性發(fā)生沖突，這就導致了紅色戀情的彈性空間萎縮、革命超人的困境等等。這一切必然導致矛盾的不斷激化，一方面是革命的感性世界的規(guī)范越來越嚴酷，空間越來越狹窄，（如他指出的“中間人物的‘敵對化”’）一方面為了追求文學感性最大有效性，又不得不反復強調(diào)反對公式化、概念化。這就決定了進程是曲折的，反復的，痛苦的，艱難的。有時還是充滿了血與火的、壯烈的犧牲。但，總的說來，則是轟轟烈烈地朝向英雄的純粹化，也就是人性。感性的抽象化、樣板化的路上前進。革命感性的規(guī)范與建構(gòu)終于以感性為理性所淹沒、消解而告終結(jié)。西方文論的修養(yǎng)給予他在歷史和邏輯上高瞻遠矚的宏觀魄力，他對于小說藝術(shù)的長期創(chuàng)作體驗，又使他能在微觀上，不時作出原創(chuàng)性的概括。北京大學洪子試教授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稱贊他文章中不時有“才氣的閃光”，大致就是指的這些東西。當他在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都能夠自由發(fā)揮的時候文章就顯得有氣勢。這種氣勢還得力于，他把紅色文本放在比較開闊的歷史語境之中。他不像一些研究生那樣將紅色文本加以孤立地考察，而是把它們放在同樣文化體制下的蘇聯(lián)文學加以比較。這就更加有利于他揭示中國紅色文本的特色，洞察其革命理性的泛濫和革命感性的虛弱，中國特殊國惰在他筆下就顯得格外鮮明了。對于他這樣的年紀的學者來說，不能不算是難能可貴的。當然，他畢竟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一輩，對于當年的文化氛圍、文學氣候，直接的感知比較少，大都依靠文獻的閱讀，由于時間的限制，他的閱讀量還不能達到充分還原當年歷史氛圍的程度，有些章節(jié)難免顯得薄弱一點，在論及革命小資的戀情的時候，論述口氣的明確掩蓋不住感性文獻基礎(chǔ)的薄弱。好在他對于這個課題相當執(zhí)著，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后，又有了新的積累。在這本專著中，我們看到的，已經(jīng)是經(jīng)過補充的改寫的了。但是，不管怎樣，這一課題不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上，留下的空間還是相當廣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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