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輸準證！運輸準證！” 我走進一條長長的走廊，看見那兒聚集一群錫克教徒。他們是貨車司機。 “洋酒準證！洋酒準證！” 好不容易，我終于找到了這間辦公室。它坐落在底層一間低矮的長方形房舍，躲開天上那一輪火熱的日頭，整間屋子陰陰暗暗的，就像倫敦城里的地窖，但四處彌漫著老舊紙張散發(fā)出的一股暖烘烘、灰撲撲的霉味——文件堆滿各個角落：在那一排排直伸到灰色天花板的架子上、在辦公桌和椅子里、在辦事員和身穿咔嘰制服的信差手中。那一疊疊卷宗被翻閱過無數次，皺巴巴、軟趴趴的，幾乎每一頁都打起了折角，許多檔案貼著早已褪色的粉紅紙條，一樣皺巴巴、軟趴趴，上面標示著“速件”、“急件”或“立即辦理’。在這一堆堆、一疊疊和一捆捆文件中，一群面無表情的辦事員不分男女四處散坐著。他們拱起肩膀，垂著頭，躲藏在辦公桌上堆疊的卷宗后面，臉色顯得十分蒼白——印度人特有的那種蒼白。一位戴眼鏡的老先生，獨自坐在房間角落一張辦公桌后面，臉龐有點浮腫——我猜，大概是消化不良的緣故吧。別看他這副德性，若不是這位老先生坐鎮(zhèn)在這間辦公室，說不定，他手下那群辦事員早就被堆積如山、無所不在的文件淹沒了。 “運輸準證？” 《薄伽梵歌》以一種近乎宣傳的熱忱，強力推廣的種姓階級制度，可被視為古代印度務實主義的一部分。它是古典印度的“生命”。如今，它已隨著社會腐朽、僵化，而它的產物——上文所探討的種姓階級“功能”——變成廠它現在惟一擁有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清潔工人的欠缺效率和商人短視、無情的作風，又如何能避免呢？最近印度政府設立獎學金，獎勵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的青少年，卻面臨找不到候選人的窘境。孩子們都不敢讓父母親知道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救助別人。但你不能因此一口咬定，印度人是懦弱的民族，不懂得欣賞見義勇為的美德。真正的原因是：冒著生命危險救助別人，是軍人的“功能”，別人不應該越俎代庖，多管閑事。一個陌生人失足掉人河中，快被淹死了，在河岸上野餐的印度人會裝作沒看見，繼續(xù)吃喝玩樂。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都是一座孤島，人人只為自己的“功能”負責，而功能是每個人和上帝之間的私人契約。實現一己的功能，就是實現《薄伽梵歌》所倡導的無私精神。這就是種姓階級制度。毫無疑問，剛開始時，它是農業(yè)社會的一種有效的分工，但如今它卻分隔“個人功能”和“社會義務”、分隔“職位”和“責任”。它變得欠缺效率，充滿破壞性，它創(chuàng)造一種心態(tài)，阻撓所有的改革計劃。它使印度人熱愛演說，它使印度人耽溺在身段、姿態(tài)和象征性的行動中。喀什米爾天氣涼爽，色彩繽紛：滿田金黃的芥菜花、白雪皚皚綿延天際的群峰、頂頭那一片蔚藍的蒼穹——在喀什米爾的天空中，我們又看到那一球球變幻莫測、仿佛在演戲的云朵兒。男人們身上裹著褐色手毯，佇立在迷濛晨霧中：頭上戴著氈帽、遮住耳朵，打著赤腳的牧童出沒在那一座座陡峭濕滑、亂石滿布的山坡上。，卜逾我們億卜齊宮鎮(zhèn)（Qazigund）停車，打尖歇息。陽光下滿鎮(zhèn)塵土飛揚，巾場亂糟糟鬧哄哄，沁涼的空氣中四處彌漫著木炭、煙草、菜油、陳年垃圾和糞便的氣味。鋪著泥巴的屋頂上，野草叢生——我記得在我小時候閱讀的《西印度讀本》（West lndian Reader）中，有一則故事提到，一個愚蠢的寡婦把她家的母牛牽到屋頂上去。現在我終于明了，她為什么會這么做。一輛輛巴士載著一群群胡須染成紅色的男子，朝南邊開去。（剛才我們就是從那個方向進入這座城鎮(zhèn)。）又有一輛巴士駛進城中，停下來。守候的群眾紛紛拔起腿來，蜂擁上前，推推擠擠聚集在車窗前：車中一個滿臉倦容、兩眼布滿血絲的男子伸出枯瘦的一只手，向大伙揮別。他和車中其他乘客一樣，要去麥加朝圣。在這個群山環(huán)繞的山谷，礁巖密布、處處險灘、把湛藍的海水轉變成翠綠色的阿拉伯進香客港口——吉達港，顯得多么遙遠啊。城中那一間間炊煙繚繞的茅舍里，胡須濃密、眼睛淡灰色的錫克人——不久前他們還是喀什米爾的戰(zhàn)士和統治者——坐在地板上煮東西。每一家小吃攤上都掛著花哨而醒目的招牌。笨重的白色杯子布滿裂縫；桌子擺放在露天中，上面鋪著格子花紋油布；桌下的地面早已經被吃客踩踏成爛泥巴了。這種特質，固然使英國人博得某些人的好感，但也招來另一些人的批評：英國人太虛偽。在這個時期，代表大英帝國的粉紅色宛如痱子一般，在世界地圖上迅速蔓延、擴張，英國神話也隨著演變，就像—個發(fā)展中的語言。母音長度改變了，新的成分加入了，而字典的編纂總是跟不上變化的速度。預估的、隨時可以調整的神話——辛普森餐館的亞當斯牧師、在烏干達或印度操勞的帝國建立者——和現實之間，永遠存在著一段差距?；F盧戰(zhàn)役結束后很久，英國才出現一個軍國主義時期——肇始于克里米亞戰(zhàn)爭，終結于英國在南非的挫敗。直到大英帝國建立后，商人和行政人員作為帝國建立者的觀念才產生，而我們的小說家吉卜林，卻板起臉，一本正經地號召全世界的統治者，參與這項偉大的建設。這是清教徒搬演的一出戲。在“老家”英國，它創(chuàng)造了倫敦市斯特蘭德街的辛普森餐館。在印度，它創(chuàng)造了西姆拉城——英國殖民政府的夏都。在《守護者》（The guardians）一書中，菲立普·吳德魯夫（Philip woodruff）告訴我們，那個時候聚集在西姆拉城的官員們“紛紛表態(tài)，假裝對印度一無所知，刻意避免使用一個百分之百的英國人”。 印度人不愿正視他們的國家面臨的困境，免得被他們看到的悲慘景況逼瘋。這種心情我們能體諒。同樣的，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什么印度人欠缺歷史意識——有了歷史意識，他們還能夠繼續(xù)蹲在古跡和廢墟中，照常過他的日子嗎？哪一個印度人能夠抱著平常心，閱讀他們國家最近一千年的歷史，而不感到憤怒和痛苦呢？在這種情況下，印度人只好退縮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論里。把人間的一切交給上天——好幾所大學開設占星學的課程——然后站在一旁，抱著冷眼旁觀的態(tài)度，眼睜睜看著世界其他國家日愈進步，心里安慰自己說，這一切我們早就經歷過了，沒啥了不起。飛機、電話和原子彈這類玩意兒，在古代印度就已經存在了——不信，你就翻開印度的史詩看一看吧。外科手術在古代印度是一門高度發(fā)展的醫(yī)學——我手邊有一份全國性大報，你翻翻看吧，上面有一篇報道證明我絕不是在吹噓。印度的造船技術，是古代科技發(fā)展的巔峰。民主政治也是古代印度的一大成就，每一座村莊都是一個自治共和國，自給自足，井然有序；鄉(xiāng)村議會有權懲罰犯罪的村民，把他吊死或砍掉他的手。今天，印度人的當務之急就是重建這個寧靜祥和、宛如田園詩一般的古代印度。1962午，中央邦（Madhya Pradesh）率先推行“鄉(xiāng)村自治”（Panchayati raj）。大伙興高采烈，準備復興古代印度光輝燦爛的文化；政客們興致勃勃，談論古代印度的刑法——看來，在印度的這個邦，犯罪的村民肯定會被鄉(xiāng)村議會吊死或砍斷雙手。 18世紀的印度內政不修，亂成一團，引起列強凱覦。但在印度人眼中，情況并非如此。每一個印度人都會告訴你，英國人來臨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業(yè)發(fā)展正面臨重大突破；曼錫在他那本書中說，那時每一座村莊都有一間學校，印度人對歷史的詮釋，幾乎跟印度歷史一樣充滿悲情；更讓人感到沉痛的是，以往的臟亂又重現在今天的印度，這些年采，我們看到的是一片亂象：巴基斯坦脫離印度，獨立建國；印度內部紛紛擾擾，為語言、宗教、種姓和行政區(qū)的劃分，爭吵不休。印度這個國家似乎永遠需要一個征服者，擔任仲裁人，擺平他們內部的糾紛。具有歷史意識的民族，不會用這種方式處理他們的內部問題。這就是印度歷史的悲哀：它欠缺成長和發(fā)展。這樣的歷史只告訴我們一件事：人類會一代一代活下去。在印度歷史中，你看到一連串開始，卻看不到終極的創(chuàng)造。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印度那樣適合接納征服者，人類歷史上也沒有一個征服者，像英國那樣受到歡迎。這樁美好的情緣，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岔錯呢？有人歸咎于當年的兵變事件：有人說，白種女人來到印度后，英印關系就變質了。這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法國人，不管有沒有白種女人陪伴在身邊，對親法的孟加拉人，肯定會采取不同于英國人的態(tài)度。我認為，問題的根源不在印度。而是在英國：在某一個時期（確切的時間很難判定）。英國人的情操和價值觀忽然產生急遽的轉變。吸引印度人的那個英國文明，被另一個英國文明所取代。情況非?；靵y——倫敦市斯特蘭德街辛普森餐館為大英帝國培育的官員，從外貌上看來．跟更當斯牧師和湯姆·瓊斯竟然頗為神似——這個時候許多印度人，從奧洛賓度到泰戈爾、尼赫魯和周度里，都把心中的迷惑記錄在他們的著作中。也許，直到現在我們才看清楚，英國殖民政府悖離過去的英國價值觀，究竟有多徹底。英國殖民者拒絕融入印度社會。他們從不曾像蒙兀兒人那樣宣稱：如果地球上有樂園，它肯定就在這兒——就在印度。英國人統治印度，但同時卻又對印度表示輕蔑和不屑。他們把英國投射到印度這個國家，印度人被迫退縮到民族主義中，而這種民族主義，最初看起來還是模仿英國人的。為了看清自己的面貌，為了以新的、征服者帶來的價值標準衡量自己，印度人必須從自己的文化中跳脫出來。這是一種非常痛苦的自瀆。事實上，剛開始的時候，只有在麥克斯·繆勒之流的歐洲人和其他外國學者——他們的著作被印度民族主義作家大量引述——幫助下，印度人才能夠獲得比較正面、令他們感到欣慰的自我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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