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年譜

　　1918年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七歲1月馮玉祥接到命令，該旅不再援閩，而改為調馮部溯江西上援湘。馮玉祥繼續(xù)采用拖延辦法，數(shù)次向上級討要軍需軍餉。24日馮玉祥致電陸軍部，電稱：“全旅分七個梯隊，需要分乘七艘船。船價共計六萬三千元，已撥宋的開拔經(jīng)費僅四萬元，遠不敷用，請續(xù)撥六萬元，等到船只斤到后即行出發(fā)?！保T玉祥：《致參謀部電》1918年1月24日于浦口，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25日馮玉祥又致電陸軍總長，要求北京、保定撥給庫存雜色步槍二千七百枝，子彈一百三十五萬粒，“以濟急需”。（馮玉祥：《致陸軍總長電》1918年1月25日王浦口，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2月5日馮玉祥率部乘江輪溯江西上抵達武穴。他以前方黃石港水淺，軍中笨重物件不便登陸為山，改山武穴上岸，再由陸路“星夜前進，以赴戎機”。開始了著名的“武穴停兵”。（見馮玉祥：《由九江抵武穴致參謀部等密電》1918年2月5日于武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2月14日和2月18日馮玉祥連發(fā)兩個通電，主張對南方停戰(zhàn)，和平解決。2月14日通電曰：“最無意識最無情理者莫過于此次之戰(zhàn)爭，閱墻雖兇，終為昆弟，敗不為辱，勝不足榮，一誤已甚，豈堪再誤？以言外侮，則協(xié)商嘖有煩言，日人強設民署，德俄媾和，尤為可危；以言內政，則同胞死于兵燹，死于火災，癘疫流行，僵尸累積，哀哀萬民，幾無生路；以言財政，則羅掘俱窮，公私交困，借債生活，朝不保夕；以言軍實，則數(shù)戰(zhàn)以來，損失無算，軍械借款，徒召亡國。蔽于感情，激于意氣，視同胞為讎仇，以國家為孤注，言念及此，可為痛心！民國主體，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以審察。置民意于不顧，快少數(shù)之私忿，成敗得失，不難立辯?！裣榉謱佘娙?，唯念國家養(yǎng)兵，所以衛(wèi)國。總統(tǒng)為一國之元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使元首而果主戰(zhàn)，敢不惟命是從？然元首始終以和平為心早為中外所共知。討伐之命，出于脅迫，有耳共聞，無可掩飾。此玉祥不感冒昧服從，以誤元首而誤國家也……”2月18日電中指責段棋瑞“對德宣而不戰(zhàn)，對內戰(zhàn)而不宣”，指出：“此次之戰(zhàn)爭，人以護法為口實，我以北派相號召，名義之間，已不若人，況乎民意機關，已歸烏有。今之主戰(zhàn)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剛毅之見為心，何足以代表全國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誰敢茍同？是以將領有不戰(zhàn)之心，軍士無必死之志。長沙先潰，岳州自崩。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粢允艽煊谀希暈榇笕?，試問較之外國孰重？不與外人較雌雄，只與同胞爭勝負，無論成敗，同屬自殘；即獲勝利，詎有光榮？……為公理正義而戰(zhàn)，雖敗亦榮，為義氣與私忿而戰(zhàn)，雖勝亦辱。祥雖不敏，審之熟矣！惟望國會早開，民氣早伸，罷兵修好，早定時局。”（馮玉祥：《我的生活》上，第269：270頁）[按：上述兩次通電時間，馮玉祥在《我的生活》第269頁中說：“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發(fā)了兩個通電?！备鶕?jù)郭緒印、陳興唐先生考證，依據(jù)原始材料，認定應是2月14日和18日。本書采用此說。（《愛國將軍馮玉祥》，第29頁）]25日段祺瑞下令免除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之職，委任張之江代替馮的職務。并派北洋軍隊包圍馮部。曹錕派孫岳前來調停，馮玉祥即派張之江去見曹錕。（馮玉祥：《我的生活》上，第272頁）[按：曹錕，字仲珊。馮玉祥《我的生活》中寫作“仲三”，疑為筆誤。]3月1日馮玉祥致電陸軍部，電稱：“因病情加劇，正擬呈請乞休，茲蒙解免，俟交代清楚，即赴漢待罪。”（馮玉祥：《致陸軍部電》1918年3月1日于武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4日孫中山致函馮玉祥，信中說：“昨冬以降，南來國人，無不勝稱執(zhí)事為愛國軍人模范”，并希望馮繼續(xù)“以恢復舊國會之主張明白宣示全國”o（孫中山：《致馮玉祥函》1818．3．4，《孫中山全集》卷4，中華書局出版，第372頁）20日由大總統(tǒng)下令，宣布將馮玉祥“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暫準留任”。不幾日之后，北洋政府又派陸建章南下催馮部上前線，馮玉祥故意在騎馬時墜地負傷，只得就地養(yǎng)傷。全旅也暫且不能開拔。但段祺瑞政府堅持要馮部離開武穴。經(jīng)曹錕調停，要求馮部開赴湘西。馮玉祥為了保存實力，積蓄力量，暫且服從直系曹錕調遣。（郭緒印、陳興唐：《愛國將軍馮玉祥》，第31頁）下旬馮玉祥率部離開武穴，溯長江西上，經(jīng)武昌新堤，抵石首登陸。在此收編曾尚武一支部隊，編為一營。馮旅在石首、公安休整十余天，然后分兵三路向津市推進。5月孫中山向非常國會胖大元帥職，護法戰(zhàn)爭失敗。6月14日馮玉祥奉令進攻常德。經(jīng)激戰(zhàn)占領全城。（馮玉祥：《攻常德后致國務院等電》1918年6月14日于行營；《報告攻占常德戰(zhàn)況致國務院等電》1918年6月16日于津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22日馮玉祥進駐常德。北洋政府為嘉其戰(zhàn)功，立即取消了對他的處分，并任命他為湘西鎮(zhèn)守使。（郭緒印、陳興唐：《愛國將軍馮五祥》，第32：33頁）馮玉祥駐守常德時，一面加強部隊建設和訓練，一面在地方上興利除弊，如戒煙、戒賭、婦女放足、禁娼、整頓教育、興辦實業(yè)、改善交通等。做出不少成績。（參見宋哲元、李泰棻：《西北軍紀實》，大東圖書公司出版，第36：37頁）馮玉祥在常德期間，開始全軍信奉基督教，曾電邀劉芳牧師來常德，為全體官兵講道，并為官兵施行洗禮。劉芳回憶：“馮玉祥認為基督教教義中，有‘舍己救人’的犧牲精神，于是就在軍中設教堂，守禮拜和唱圣詩，作為一種精神教育?！保▌⒎迹骸段液婉T玉祥的往來》，《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七，第128頁）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大總統(tǒng)徐世昌發(fā)布停戰(zhàn)令。西南軍政府亦下令停戰(zhàn)。是年陸建章（？—1918）被害。1月馮玉祥進駐西安。他命令部隊將死難軍民聚葬于西安東北隅空地，分為東西兩大冢，被稱為萬人冢，并召開隆重追悼大會。后就其地辟為“革命公園”，勒石紀念；在西安成立了西北軍政治學校，中共黨員史可軒、續(xù)范亭等曾先后任校長，鄧希賢（小平）、唐澍、許權中、高克林等均在該校任領導職務，劉志丹、高崗等任教官；為便利交通，馮下令開辟了中山門，缺口正對紅門之東門；馮玉祥派姚以價持親筆信去富平，請隱居于此的楊虎城將軍參加北伐，楊令到即行，馮深為嘉許。（《馮玉祥在陜西》第385頁）是月，國民政府從廣州遷武漢。2月馮玉祥委仟劉鎮(zhèn)華為駐豫軍總司令（未就職）、于右任為國民聯(lián)軍駐陜總司令、劉郁芬為國民聯(lián)軍駐甘總司令。（《馮玉祥在陜西》，第385頁）是月，上海工人舉行第二次武裝起義。3月武漢國民政府特派簡又文、郭春濤、鄧飛黃、黃少谷為西北軍政治工作人員，先后來到西安。馮玉祥任簡又文為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郭春濤為政治部副部長、鄧飛黃為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主任。不久，馮派簡又文收回了由英人紐滿主持的陜西郵政管理權，郵局改懸青天白日旗，所有業(yè)務統(tǒng)歸國民軍聯(lián)軍總司令部管轄。（《馮玉祥在陜西》，第386頁）是月，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北伐軍進入上海，占領南京。英美制造“南京慘案”。4月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并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李大釗等20余人在北京被張作霖絞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5月1日馮玉祥在西安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宣誓就職，誓詞如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謹奉國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一勞動節(jié)日，于西安紅城，整率全體革命將士，以為大多數(shù)被壓迫民眾謀最大幸福之決心，聯(lián)合革命民眾，將全力獻黨，擁護黨的主義及政策，與國際帝國主義者與國內一切反革命勢力，作最后之決斗，完成國民革命，更促進世界革命之成功，懸此目的，生死以赴，謹誓于青天白日旗幟之下。”（《馮玉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誓詞》，《馮玉祥在陜西》，第294頁）馮玉祥任命的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主要人員有：參謀長石敬亭，參謀處長吳錫祺、政治部長劉伯堅、軍械處長吳樹榮、軍需處長舒雙全、副官處長張自忠、軍醫(yī)處長楊懋、軍法處長張吉墉、軍務處長徐廷瑗、宣傳處長黃少谷、秘書長何其鞏。第二集團軍組成人員與建制：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孫良誠、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靳云鄂、第三方面軍總指揮方振武、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宋哲元、第五方面軍總指揮岳維峻（后改為南路軍）、第六方面軍總指揮于右任（未就職）、第七方面軍總指揮劉郁芬、第八方面軍總指揮劉鎮(zhèn)華、第九方面軍總指揮鹿鐘瞵。（《馮玉祥在陜西》，第386：387頁）6日馮玉祥由西安進駐潼關。馮在潼關督師時，驚悉李大釗等在北平遇害的消息。9日馮玉祥下令為悼念李大釗，全軍將士佩帶黑紗，幟孝二天致哀，并召開追悼大會。會后，馮玉祥寫下了《吊李大釗等二十位同志》并刻碑永存。詩碑全文如下：“吊李大釗等二十位同志何故被絞殺兮為革命何處被捕兮于蘇聯(lián)大使館所在之北京何物殘忍置諸同志于死地兮帝國主義的劊子手張作霖何人主謀兇殺兮是帝國主義倡首為日與英我方率大軍東來兮黃河流水為之嗚咽三軍齊下淚兮萬眾號眺為最大多數(shù)被壓迫民族而痛苦兮非為同志之壽天死我同志兮增我消滅敵人之決心革命潮流終不被絞殺兮將更為之激蕩而高漲與奔騰人孰不死兮死有異同二十位同志之死兮為全世界農工革命者的肉體雖可死兮其精神永留于被壓迫者之心中后死者之責任兮起來起來向賊猛攻……

　　蔣鐵生，1955年出生，河南民權人，現(xiàn)為泰山學院副教授。中學畢業(yè)后曾回鄉(xiāng)務農，當過生產(chǎn)隊人。1982年畢業(yè)于吉林大學歷史系。目前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和泰安地方史的教學和研究。自1996年開始擔任中國近現(xiàn)代史史料學會馮玉祥研究委員會主任，組織召開了三次全國馮玉祥學術研討會。從業(yè)20年來，已公開發(fā)表各類學術論文60余篇，主編和參編教材及著作數(sh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