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法國偉大作家羅曼.羅蘭的代表作。作者在書中敘述了一位德國音樂家從出生到辭世的整個人生：他的艱苦卓絕的音樂生涯和豐富多彩的感情生活；并且跟隨主人公的足跡，介紹了當時歐洲的社會風貌，對丑惡的黑暗勢力充滿了憎惡，對善良的勞苦大眾充滿了愛心。 該書出版近一個世紀以來盛名不衰，在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中間產生了巨大影響，鼓舞了他們的斗志，指引他們如何對待生活和事業(yè)。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國作家、音樂評論家。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國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鎮(zhèn)克拉姆西。15歲時，隨父母遷居巴黎。1899年，羅曼·羅蘭畢業(yè)于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校，通過會考取得了中學教師終身職位的資格。其后入羅馬法國考古學校當研究生。歸國后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和巴黎大學講授藝術史，并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這時期他寫了7個劇本，以歷史上的英雄事件為題材，試圖以“革命戲劇”對抗陳腐的戲劇藝術。 20世紀初，他的創(chuàng)作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羅蘭為讓世人“呼吸英雄的氣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樹碑立傳，連續(xù)寫了幾部名人傳記：《貝多芬傳》（1903）、《米開朗琪羅傳》（1906）和《托爾斯泰傳》（1911）等。同時發(fā)表了他的長篇小說杰作《約翰·克利斯朵夫》，該小說于1913年獲法蘭西學院文學獎金，由此羅曼·羅蘭被認為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為了表彰“他的文學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繪各種不同類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對真理的熱愛”，羅蘭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兩次大戰(zhàn)之間，羅曼·羅蘭的創(chuàng)作又一次達到高潮，1919年發(fā)表了寫于1913年的中篇小說《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發(fā)表了兩部反戰(zhàn)小說《格萊昂波》和《皮埃爾和呂絲》，1922至1933年又發(fā)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說的靈魂》。這一時期還發(fā)表了音樂理論和音樂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貝多芬的偉大創(chuàng)作時期》（1928-1943），此外還發(fā)表過詩歌、文學評論、日記、回憶錄等各種體裁的作品。 羅曼·羅蘭的藝術成就主要在于他用豪爽質樸的文筆刻畫了在時代風浪中，為追求正義、光明而奮勇前進的知識分子形象。在提到藝術風格時，羅曼·羅蘭表示，除了“誠懇”二字，他不希望別人承認他有什么別的優(yōu)點。他是一個有廣泛國際影響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一生為爭取人類自由、民主與光明進行了不屈的斗爭。《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本世紀初向歐洲的知識分子們發(fā)出的熱烈呼吁——無疑的是那個時代中最光輝的歷史性文獻之一。它籠罩著藝術性形象，并且用精煉的技巧寫成，同時是從一個仁愛而敏感的性靈深處進發(fā)出來的吶喊，這個性靈敏銳地感到了資產階級文化的衰落和一個腐敗社會的精神崩潰。那一系列《巨人傳》，尤其是其中的《貝多芬傳》，不過是一些先聲，導引著這部雄偉的、充滿了大氣磅礴的思想與形象的藝術創(chuàng)作。羅曼·羅蘭在寫這部小說以前曾經屢次宣稱：世界要窒息了，必須打開窗子，讓新鮮空氣吹進來。這個觀念在這部具有史詩規(guī)模的小說中表達出來，書中的情節(jié)在歐洲兩個主要的國家——德國和法國展開著。作者描繪他的主人公時以當時洶涌澎湃的各種事件作為背景，同時述及20世紀初葉歐洲生活中極其紛繁的各方面，從文化藝術以至政治動態(tài)。只有像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樣一個激昂慷慨的、天賦著巨大意志力和崇高目標的性格才能經得起他所遭遇的無數困厄，抵抗一切卑鄙和可憎的、滲透在社會機構的每一個細胞中的機會主義。只有一種不可壓抑的創(chuàng)造的企冀，一種健全而精力充沛的肯定人生的動力，才能支持約翰·克利斯朵夫，使他能克服逆境。當小說展開到具有史詩規(guī)模的氣象，囊括了約翰·克利斯朵夫英勇的生活和沉痛的經歷時，在那些年代中使作家激動的社會問題的沖擊也越來越擴大了。在開始幾卷中，羅蘭描寫約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環(huán)境以及其中典型的虛偽與偽善，同時摧枯拉朽地抨擊著腐化與頹廢的法國藝術，把一切毫無生氣和病態(tài)的東西暴露得體無完膚；然而在小說的最后一部分中，他的主題卻是團結一切理智正常的普通的男男女女，號召他們阻止歐洲和歐洲文化的毀滅。他警告人們：隨著大家日益滋長的麻痹和意志力的銷蝕，危險也在與日俱增。這是一個呼聲，號召知識分子們鼓起勇氣，集合起來，保衛(wèi)生活。羅蘭在鼓舞人們團結一致并振作精神力量時給他們指出什么目標呢？那時他只提出了相當空洞的宗旨，說迫切地需要打擊自私自利，并贊美著愛的幸福和自我犧牲的欣悅。“不要在政治和宗教問題上爭論不同的見解。這些事情是完全無用的。無論你的國家是皈依宗教還是信仰理智，這又有什么關系？主要的它應該生活！一切頌揚生命的就是美好的。只有一個敵人，追求逸樂的自私主義，才會玷污生命的源泉，使它涸竭。歌頌力，歌頌光明，歌頌產生果實的愛、自我犧牲的歡樂和行動……干吧，行動吧，團結起來！嚴格地說，我們在這些話中發(fā)現推動過易卜生的同樣的精神動力。在我們的時代，這種觀點會受到嚴厲的批評，因為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這些話僅僅表達了知識分子的軟弱無能，他們在尋找擺脫困境的出路時走錯了方向，而那正確的道路——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他們卻是陌生的。奧里維對這個緊要問題的看法跟約翰·克利斯朵夫相差無幾。他的理論可以歸納為互相容忍與同情，這只有當生活本身建立在一個健全與和諧的基礎上，并且在一個能發(fā)動全國力量的政權所統(tǒng)治的國家內才有可能；奧里維卻說到一種“超黨派的、強有力的、智慧的權力。但是唯一能超出黨派分歧的是能夠從自己身上而不是從群眾那里汲取力量的權力，不是依靠烏合之眾來支持的權力（猶如目前的政府那樣）……而它固有的價值是以它對人民所作的服務來衡量的：如輝煌的軍事勝利、純粹以公共福利為指歸的專政、以理智為最高的準則……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們沒有權力來抉擇……有利的時機一定會涌現的……只要有幸運和天才就行了。讓我們等待并希望吧。”其實，唯一能夠為公共福利服務的政府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在建設自己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政權。因此在一個研究并了解社會斗爭的理論的人看來，改造生活并不靠運氣的偶然好轉，并不需要等待魔術般的敕令來驚醒法國沉睡的力量。這種敕令確實存在著——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已經被參加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法國最優(yōu)秀的心靈所接受的理論。事實上，那時羅蘭思想中觸目的矛盾就是：他融會貫通了自己祖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一切文化寶藏，卻沒有注意社會科學理論中最新、最進步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約翰·克利斯朵夫本能地感到了法蘭西的真正文化與藝術，可是在他徹底理解之前，他先看到了法國的人民月p些真正代表這個國家的男人和女人們。這些人并不是法國的商人、工業(yè)家或銀行家；他們并不住在時髦的地區(qū)或聚集在沙龍里，一面溫文爾雅地談論音樂，一面大做其生意經。不，他們都是法國的普通人——就像約翰·克利斯朵夫在音樂會上碰到的那個年輕的縫衣婦，她臉上的表情告訴他真正的音樂使她受到怎樣深刻的感動；或音像西杜尼，那個替人家?guī)蛡虻墓媚?，她在他那場重病后看護著他，直到他恢復健康為止。西杜尼以及她天生的健全的常識、她的純潔的道德和“巨大的生命力”；西杜尼把所有她的積蓄都給了父親和妹妹，她從來沒有在生活中找到過任何快樂，并且用“天下烏鴉一般黑”這句話生動地表達了她的清峻自持的人生哲學；她是法國農民的典型代表，“既勤懇而又淡漠，既反抗而又馴順”，“不需要人為的刺激來支持那忠誠的勇敢”。這個法國人民的女兒以她對生活的熱愛、精神的忠實、天性的淳樸與自豪引起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敬仰。真的，她確實是普通人的杰出代表。約翰·克利斯朵夫想稱贊她的道德時，西杜尼答道：“這沒有什么了不起。我跟別人完全一樣。你還沒有碰到過一個法國老百姓呢?！薄罢娴?，”羅蘭寫道，“現在他才開始懂得法國的老百姓，他們似乎是為了永恒的生命而誕生的，他們跟自己的鄉(xiāng)土血肉相關；就像這些土地，他們看到了那么多征服者、那么多國王都如煙云過眼，而他們是萬古長青。”“我在完成這部作品時把它獻給一切國家的自由心靈，那些受苦、戰(zhàn)斗而勝利的人們。”這是羅曼·羅蘭給小說的最后一部第10卷所寫的題詞。換一句話說，他把小說呈獻給那些像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奧里維的人，他們保持了精神的純潔，不肯背叛自己的良心去適應“節(jié)場”上腐朽的世界，而且保持了忠實與誠摯的天性。這是一場為了人性而進行的斗爭，因為在普遍衰落和道德淪亡的可憎泥潭中；主要的應該是維持人們的人性，幫助他們維持人道、理智和良心，不要喪失真誠和榮譽。這部小說很可以稱為20世紀初葉人類偉大的懺悔錄；在那些年代中，政治投機和無恥的腐敗滲透了資產階級社會中生活和文化的每一方面，正直的人們在這種腐蝕的氛圍中悶死了。作者用現實主義手腕描繪了“日薄西山”的一代的悲劇，同時力求真實，為了不辜負那些熱情的諾言：“我什么都不想隱瞞，無論它的罪惡、它的道德、它那深刻的悲哀、它的狂妄自大、它的英勇努力以及它在一項超人任務的重擔下所感到的徹骨的筋疲力盡；整整一個世界——道德、美學、信念、人道——都必須改造。我們得重新做人?！边@里所說的一代無疑的是約翰·克利斯朵夫和羅蘭自己的一代?？死苟浞蛟诰裆细械津}亂，他深深地厭惡一切非人性的、矯飾和偽善的、使人的天性變成拘謹和畸形的東西，所有這一切都是羅蘭本人的特性。這就是我們從他的作品中，首先是從他早年的日記中所認識的羅蘭，那個高尚而不安定的、誠實與真摯的性格。羅蘭所刻劃的世界“必須改造”。他所描述的一代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事實上，他描繪的并不是那一代的生活，而是它的悲劇，就如他自己所說的。我們可以把這部作品稱為樂觀性的悲劇嗎？我想是可以的，盡管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和不再年輕的作者都受到了如許命運的打擊和沉痛的幻滅。即使約翰·克利斯朵夫拒絕了改造舊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人階級的運動，以為里面只是些自私的工人領袖在卑瑣地爭權奪利，我們還是可以這樣說。即使約翰·克利斯朵夫不能理解法國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和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即使他看不清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袖，只有跟工人階級聯(lián)合起來知識分子才能有救并擺脫羅蘭這一代的絕境，我們還是可以這樣說。事實上，羅蘭在經過10年的勞動而完成這部史詩體小說時，還是和他在開始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時同樣地跟馬克思主義疏遠，這就決定了他對那一代人和小說中主人公的命運抱著“悲觀”的看法，并在結束最后一卷的序言時說：“克利斯朵夫，我們必須滅亡，為了得到新生。”真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只能滅亡，因為他已經耗盡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盡頭；如果再要前進，他就必須克服使他停頓的障礙物，就像許多別的誠懇的資產階級民主人士一樣，他們知道舊世界已經在崩潰了，但是他們不懂得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生氣蓬勃的暴風雨才能掃除垂死的社會，使人類恢復自由，盡情地享受純樸和歡樂的生活。約翰·克利斯朵夫必須滅亡，為了在安納特·李維埃爾的形象中得到新生。她是他的精神繼承者，序言結束時的話無疑的是針對她所說的：“現在要輪到你們了，當代的人們，青年們！前進，把我們的身體當作階梯，向前挺進吧。比我們更偉大、更幸福吧?！卑布{特·李維埃爾確實比她的先驅者們更幸福、更偉大。俄國革命以及千百萬普通人用手和腦在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使羅蘭得到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給他指出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下一代應該走怎樣的新道路。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