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漢語語法理論研究

　　王維賢先生既是語法學家，又是邏輯學家，在運用當代西方語法理論和方法方面就有天然的優(yōu)勢。他從數(shù)理邏輯和符號學的角度著手就能更好地理解生成語法和功能語法的理論和方法。 文集中《復句和關聯(lián)詞語》、《論轉折》、《論轉折句》、《論因果句》四篇文章是作者運用現(xiàn)代邏輯來研究現(xiàn)代漢語復句的成果。他指出“雖然A，但是B”這種轉折關系中實際上包含著一種預設“A→M1－B”，也就是“如果A，那么較大可能B”。用現(xiàn)代邏輯來分析轉折關系和轉折句就能發(fā)現(xiàn)更深層次的語義關系，而且用傳統(tǒng)邏輯來分析這類問題只能由語法學家來主觀“判定”，而用現(xiàn)代邏輯來分析這類問題就有了客觀“論證”的可能性，這就比已往對復句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作者作為一位邏輯學家，對理論問題的分析比一般人更為深入，表述也更為精確，這在他早期的《言語三論》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索緒爾關于語言和言語的理論也許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并且當年在討論這樣重大的理論問題時不少人還不熟悉索緒爾的理論，《普通語言學教程》的中譯本也還沒有出版，所以似乎越討論有些問題越糊涂，甚至有人認為人類社會是先有言語，過了一個時期才有語言，把語言和言語完全割裂開來，認為是兩個各不相獨自存在的實體。王維賢先生不僅熟悉索緒爾的理論，而且論說的邏輯性也很強。例如他說，“數(shù)學上研究的數(shù)量關系和空間形式可以說是最抽象的了，但是這種最一般最抽象的數(shù)量關系和空間形式是不是與現(xiàn)實無涉呢？既然數(shù)學可以從一般的現(xiàn)實世界中抽取數(shù)量關系和空間形式作為研究對象，建立起數(shù)學來，語言學為什么不可以從言語交際中抽取‘語言’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建立語言學呢？”接著他又對“對象”的含義作了分析，指出“科學研究的對象不是指研究時進行分析的具體事物，而是指所要研究的某一現(xiàn)象領域以及這一領域的某個方面。例如心理學要研究人，但是人不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的心理活動。”在80年代討論功能語法的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的理論時，情況有點和當年討論語言和言語問題時相似，不少人對功能語法的基本理論不很了解。王維賢先生平時很少寫文章，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發(fā)表了好幾篇文章。他指出這三個平面應該是“句法平面、句法語義平面（簡稱語義平面）、句法語義語用平面（簡稱語用平面）。他的話似乎有點羅嗦，可是實際上是最簡明扼要的，因為功能語法的語義平面只涉及和句法有關的語義內容，不是語義學的全部內容，語用平面只涉及和句法、語義平面有關的語用內容，不是語用學的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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