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作者的一本學術隨筆自選集,收錄了多篇談古論今的文字,其中還包括作者近年所著的一些戲曲評論,作者晚年文章的風貌由此可窺一斑。片斷:嚴幾道先生二三事隨著北大百年校慶紀念活動的展開,作為北大第一任校長的嚴復(字又陵,又號幾道)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北大校園中樹起了這位西風東被的先驅者的銅像。在校慶活動期間,北大召開了關于蔡元培校長的研討會;不久前,紀念黃遵憲150年誕辰的研討會也在北大校園里舉行。于是我想談談嚴復。說良心話,嚴譯名著要比林譯小說難懂,他早年所寫的反儒家道統(tǒng)的長文如《辟韓》之類也不是很容易披讀的。我對嚴復本無所知,由于1945年以后遇到了一個偶然的、然而深可慶幸的機會,才使我對于這位先驅人物發(fā)生較大興趣。1945年秋,我考人燕京大學文學院,得識哲學系嚴群先生(字孟群)。后來有一年多時間,我寄居在孟群先生寓所,并成為他的及門弟子。而孟群先生是幾道先生的侄孫,因此得讀到不少幾道先生的手稿,并于與孟群師談話之頃,獲悉幾道先生一些軼事。1985年孟群師病逝于杭州,但他的第二位公子嚴誠兄以在北京工作之便,這些年同我一直保持往來。嚴誠的長兄嚴名,久居上海,近年僑寓美國;幼弟嚴揚,在杭州工作。他們手中都各自保存著一部分幾道先生的手跡。如《中國文化》1997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發(fā)表的《新發(fā)現的嚴復增刪未完稿》即嚴揚所提供者。據嚴誠兄談,他哥哥嚴名手中有兩件從未發(fā)表過的嚴復手跡,他屢次建議要嚴名提供出來公開發(fā)表,均未實現。這兩件手跡于考訂嚴復的交游和晚年出處有很大關系。過去的研究者關于嚴復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否同學持兩種看法,或言兩人并非同學,或言確為同學。而在嚴名手中所藏嚴復的一封親筆信,則明言他與伊藤博文是同學,且交誼很深。另一嚴復的手跡則足以證明他與袁世凱的關系,對袁的打算稱帝曾明確表示持反對態(tài)度。關于嚴復是否支持袁世凱復辟稱帝,以及是否參加“籌安會”活動,在近人研究嚴復的幾種著作中大都持為嚴復洗刷的態(tài)度(如王栻的《嚴復傳》和王蘧常的《嚴幾道年譜》),而在美國哈佛大學本杰明·史華茲教授所著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Benjaminschwartg: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一書的第十一章《晚年時代》中更有較詳盡的敘述與辨析(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的中譯本,葉鳳美譯)。但如果以嚴復的親筆手跡作為內證,則對于事實真相的揭橥將更為有力。不過據嚴復的老友林經所撰的《告嚴幾道文》所言:“君翛然卻其千金,不署勸進之表”;“一腔之冤,不能敵萬眾之口”,并把嚴復比作抑郁含冤而死的柳子厚,看來是能得其實的。鼎鼎百年,是非功過總該有個結論,吾其拭目以待之。嚴誠兄還說及幾道先生一生是非常自負的。在幾道先生的書房中,懸其手書一聯(lián),聯(lián)云:“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圣人出,不易吾言?!蔽蚁耄覀兛偛荒軓淖置嫔蟻砜磫栴},認為“王者”、“圣人”字樣即是擁護帝制和走向反動的標幟,而應從中看出這位書齋中的主人是多么的自豪與自信。知人論世,戛戛乎其難哉!1992至1993年,我到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講了一個學期的課,其中有一門課曰“近代作家作品研究”,我選了兩個近代影響較大而爭議較多的作家來講授,即黃遵憲與林纖。根據我檢讀資料與反復思考的結果,我發(fā)現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對近代這一歷史階段中許多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的評價,都有偏嚴、偏低、強調其局限而無視其貢獻的狹隘觀點,這種觀點長期橫亙于研究者的胸中。一頂“改良主義”的帽子幾乎斷送了多少志士仁人的業(yè)績。對于提倡西學東被的先驅人物嚴復,同樣也是揪住一點而不及其余,自己并未下功夫認真研究便輕易跟在別人后面隨聲附和。我想,這種盲從輕信的學風該到了認真檢討清算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