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插圖增補版

　　《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這個題目，從謀劃起，到動筆，至今也有十個年頭了。在此期間，先后出版過兩個版本，承蒙讀者雅愛褒揚，有所鼓勵，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獲益匪淺，遂賈馀勇，陸續(xù)補寫了若干篇章。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好意，鄭重推出這本書的新版，不僅收集全部有關文字，還附以多幅難能可貴的精美插圖，以饗讀者。 趁這部書的插圖增補版問世之際，關于文人之死，寫上幾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總是要死的，對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對生者而言，便有著不同的蓋棺論定。司馬遷說過，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輕如鴻毛。但時間推移，歷史沉淀，會使當時比泰山重的死者，后來變得比鴻毛還輕；反過來，死時比鴻毛還輕，經(jīng)過數(shù)朝數(shù)代以后，又變得比泰山還重了。所以，對一個文人的評價，有時很說不準，很難拿捏。因此，對舊時稱之為“士”，后來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中國文人來說，最省事的辦法，以其壽終正寢，日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區(qū)分，也就免得一回兒泰山，一回兒鴻毛，來回折騰，纏夾不清的麻煩了。 中國文人有一種奇特的品質，無論其為大名人，還是小名人，無論其為好死者，還是賴死者，應該說百分之九十點九，都以維系數(shù)千年的中華文化自任，絕不敢讓這一線香火斷絕在自己手中。也許每個人的貢獻有多少之別，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盡其綿薄，報效祖國母親。尤其那些“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為主義獻身，為真理舍命，為民族大義而灑盡熱血，為家國存亡而肝腦涂地，以“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書生意氣，與暴政，與侵略者，與非正義，與人吃人的制度，與一切倒退、墮落、邪惡、愚昧，奮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從來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 如果沒有這些精英，以堅忍不拔、前仆后繼的意志，繼往開來，以歷經(jīng)厄難、矢志不墜的精神，發(fā)揚光大；沒有他們在暴政的壓迫下，在戰(zhàn)亂的摧殘下，在文字獄的恐怖下，在掌握權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權杖的人民大眾聯(lián)合起來以毀滅文化為樂事的無知愚昧統(tǒng)治下，還能夠堅守文明，珍惜傳統(tǒng)，還能存滅繼絕，薪火相傳，恐怕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兩河文明，乃至瑪亞文化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星空中，成為絕響了。 正因為一代又一代傳承相繼，中華民族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終葆有強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沒的中國文人，無論其為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能夠被人記住，載入史冊；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親師”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燭紙馬的供奉，頂禮膜拜，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文人盡管在理論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龕里，神氣十足，可在這塊國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當一回事的。千萬不要以為“士農(nóng)工商”的排序，就擁有優(yōu)先權。因此，切切牢記這一條，誰要缺乏這最起碼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對統(tǒng)治者來講，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臺盤，裝裝門面用得著，唱唱贊歌用得著，可到了開飯時間，那張桌子上肯定不會有你的座位。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咱們中國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義，最講求現(xiàn)實精神的民族。數(shù)千年來，無論神州怎樣天翻地覆，而不致陸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這種物競天擇的大環(huán)境中，中國人為求得生存而養(yǎng)成獨善其身，絕對自我，而罔顧其他的個人至上主義，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別強大。在這些講求實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屬于精神層面的虛榮，不影響誰的實際所得，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國文人的祖師爺孔夫子，還加冕一個“百代素王”的盛名，歷代帝王專門跑到山東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義的崇敬；說穿了，這與《西游記》中玉皇大帝封孫悟空一個“齊天大圣”的番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過給后來的圣人之徒一種虛幻的滿足罷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上：走下來，偏要食人間煙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權力，干預現(xiàn)實，覬覦利益，以為在統(tǒng)治者的權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資格，那就可能要給自己找麻煩了。且不說臺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擁在身邊的人，對你持何種態(tài)度，僅桌子下的那群虎視眈眈的狗，也會臉飛六月之霜，給你顏色看。因為這些食肉類動物，自以為蹺起一條腿，也要比文人高半頭，哪能把桌上扔下來的肉骨頭，施舍給一不識相，二不知趣，三不曉得自己吃幾碗干飯的文人？ 這就明白封建社會中文人不走運的緣故了。中國一共三百多個帝王中間，簡直找不出一個始終高看知識分子，友好對待文人的明君賢主。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沒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難文人。因此，中國文人從來面臨命懸一絲的華蓋運，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訂得太高，否則只徒增煩惱，弄不好還要付出代價。魯迅感慨過，“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華蓋雖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蓋子一樣壓住，一生過著無可奈何的日子。 碰頭，倒也無大礙，如果只是鼓個包，抹點碘酒，也就消腫化瘀了，可頭碰掉了，什么接骨藥也無濟于事。因此，在這種無論如何笑不起來的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歲月里，文人越位的結果，無非兩道，一是春秋戰(zhàn)國屈原跳進淚羅江的自殺，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他殺，有史以來的中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記錄，好像就是從這里掀開第一頁的。 于是，除了統(tǒng)治者的文字獄消滅不少文人外，許多文人跳不出自設的心獄，也自相殘殺，這心獄，首先是自己殺自己，其次是同行殺同行，這兩種非官方的殺，恐怕是相當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來由。 休看那些大師、中師、小師，如何自視情高，“不為五斗米折腰”，如何標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靈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統(tǒng)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顛屁顛，鞋都來不及穿，馬上報到的。我就看到一些當代文人，對于權貴，橫眉者少，俯首者多。對于權力，得之竊喜，失之彌痛。雖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寢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狀，作不屑狀，作“富貴于我如浮云”狀，還是挺像樣子的。說白了，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沖擊，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沒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騰，很多文人就這樣把自己結果了的。 知識分子這種自戕，有的時候勝過統(tǒng)治者對于文人的殺戮。可是，有什么辦法呢？天性如此耳。從穿開襠褲的年紀，拜完至圣光師，塾師開蒙，開明宗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開始編織的這個‘學而優(yōu)則仕”的玫瑰色美夢。因之，對于權勢的親和力，對于官衙的趨附力，對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時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輩子就幻想著狀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題名，衣錦還鄉(xiāng)。這種原動力，驅使著中國文人，要擠進這個臺面上去，要得到他認為應該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兩說著；得到了，能不能長久地據(jù)為己有，還得兩說著；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嘗不想得到，鹿死誰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兩說著；這一位為得到敢使出渾身解數(shù)，那一位為得到便無所不用其極，勝負未卜，難分難解，不兩說著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掃地，惡性循環(huán)，憑借外力，屠滅同類，非善終的文人名單，便愈來愈長。 回過頭去考量歷史長河中的中國文人，他們對統(tǒng)治者壓迫的生命抗爭，擊節(jié)贊賞，可因可點，但他們之間自相殘殺，互為仇讎，則又十分地可哀可嘆，不勝欷歔。也許因為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遂產(chǎn)生了文人之死的寫作初衷。歷史是河，誰也不可能重復跨越同一條河，然而，歷史的教訓，卻可以令后人鏡鑒。難道活著的后來人，不可以從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嗎？

　　李國文，原籍江蘇省鹽城縣，現(xiàn)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專業(yè)作家。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危樓紀事》獲1984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