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公元前427年－347年）是古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399）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的老師。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居住在古希臘民族文化中心的雅典。他熱愛祖國，熱愛哲學。他的最高理想，哲學家應為政治家，政治家應為哲學家。哲學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書呆，應該學以致用，求諸實踐。有哲學頭腦的人，要有政權，有政權的人，要有哲學頭腦。柏拉圖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時期，那時疫癘流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染疾去世后，群龍無首，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危機四伏。柏拉圖出自名門，其社會關系乃至階級感情顯然在奴隸主貴族方面。柏拉圖書札第七有這樣一段自白：“我年輕時，總想一旦能獨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來政局突然變動，影響了我的計劃。那時民主政權為一般人所厭惡，革命發(fā)生了。領導這次革命的有五十一人，其中十一人在城區(qū)，十人在比雷埃夫斯港。這兩個委員會管理兩區(qū)的市場及行政。上面還有一個三十人的最高委員會，最高委員會里有些成員是我的親戚故舊；他們邀我參加，以為一定會得到我的贊助。我當時年少天真，總以為新政權將以正義取代不正義，我極端注意他們先是怎么說的，后來又是怎么做的。這些紳士們的一舉一動，一下子把他們所毀壞的民主政權反而變得象黃金時代了！他們居然命令我的師而兼友的蘇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們的政敵。蘇格拉底嚴詞拒絕，寧死不屈。我敢肯定說蘇格拉底是當代最正直的人??！“當我看到這些，以及其它種種，我衷心厭惡，決計與這個可恥的政權完全脫離關系。三十人委員會大失人心，被逐下臺。過了一個時期，我故態(tài)復萌，躍躍欲試地，雖然靜悄悄地，又想參加政治活動了。當時雅典局勢混亂，私人互相報復，到處械斗。總的說來，東山再起的民主政權，還算比較溫和；可是一些有勢力的壞人誣告蘇格拉底以瀆神之罪，陪審團竟處以極刑……后來我年事漸長，深知在政治上要有所作為，首先必須有朋友，有組織，這種人在政客中非常難找，因為他們做事沒有原則，沒有傳統(tǒng)的制度和風紀。要找到新的人才，簡直難于登天。況且法規(guī)舊典，在雅典已多散失。當初我對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慮，看到政局混亂，我徬徨四顧，莫知所措。我反復思之，唯有大聲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學，使哲學家獲得政權，成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跡般地成為哲學家，否則人類災禍總是無法避免的?！睆纳厦娴囊?，可以看到柏拉圖所痛心的是雅典貴族政治墮落為寡頭政治，這使他猛醒過來，重新考慮他的政治立場。柏拉圖出身貴族，他認為農民、工人、商人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和推銷者，他們不可能也不必要去擔負行政上的許多事務。政治活動是領導階層的專職，是領導階層義不容辭的一種道德責任。領導與群眾分工合作的政治結構與政治體制應當是這個樣子：領導階層盡其全力來治理國家，捍衛(wèi)國家。他們受工農商的供養(yǎng)，回過來給工農商辦好教育、治安和國防。事實上喪失過信譽的貴族政治，在雅典很難成功，但這并不證明貴族政治是不合理的，行不通的。在柏拉圖看來，國家應當好好培植下一代的年輕人，他自己決意鉆研數(shù)學、天文學及純粹哲學，與師而兼友的蘇格拉底往返論證，將欲立人，先求立己。公元前339年雅典民主派當權，蘇格拉底被控傳播異說，毒害青年，法庭判以死刑，蘇格拉底從容答辯，竟以身殉。相拉圖目擊心傷，終其身魂夢以之，不能忘懷。柏拉圖以繼承蘇格拉底大業(yè)自任，前后共著對話二十五篇。《理想國》成于壯年，如日中天，影響深遠。除最晚出的《法律篇》之外，其余二十四篇均以蘇格拉底為主要對話者。另有對話六篇經后人考證乃系偽作。柏拉圖書札第七、第八大致可靠。第一、第十二不能盡信，其余諸札，眾說紛紜，迄無定論。蘇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而柏拉圖是西方哲學史上有大量著作留傳下來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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