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編《中國文化史叢書》,獨辟新徑,分門別類,各為撰述,既顯示當年學術思潮和學人治學風格,亦發(fā)揚中國固有文化,為功至巨。故發(fā)刊伊始,即已蜚聲士林,見譽人口。迄至今日,猶受人稱道,蓋有由也。叢書之中列有《中國疆域沿革史》,請顧頡剛先生撰述。顧先生慨然應允,然以諸務縈身,無暇執(zhí)筆,要我先為搜集材料及起草。1934年禹貢學會初創(chuàng),翌年得張石公(國淦)先生捐贈房舍,作為會址。顧先生邀我先期移居禹貢學會之內,以便著手進行工作。當時正是國難當頭,日本帝國主義侵凌日甚一日,東北三省早已淪陷,其鋒芒及于山海關內,北京(當時稱北平)勢同前線,幾有不可終日之勢。顧先生曾感慨地說:“吾人處于今日,深感外侮之凌逼,國力之衰弱,不惟漢唐盛業(yè)難期再現(xiàn),即先民遺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無任憂懼。”故承應撰著此書,實有深意。顧先生一再指出,必須詳細論述疆域損益及其演變蹤跡,借以使國人具知創(chuàng)造祖國山河之匪易,寸土皆應珍視,不能今其輕易淪喪,這不僅是口頭的指示,而且在書中開篇明白寫入。顧先生上述指示,實為本書框架輪廓,大綱目錄即依此制定。目錄中特設《明代長城和九邊》、《清代后期失地》等章節(jié),亦有所指。論述歷代疆域,涉及許多具體地名,若一一備舉,悉以入于文內,顯得繁瑣累贅。顧先生又指示,應分別列成表格,既清眉目,亦可少占篇幅。顧先生還指示,講地理不能不用地圖,講現(xiàn)代地理如此,講沿革地理更不能舍之不用。根據(jù)這個指示,書中先后列表31個,附圖27幅。以前我在大學學習時,曾聽過譚其驤先生講授《中國歷史時期的地理》的課程。譚先生很會講課,上課時只帶一些卡片,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既不發(fā)講義,也不繪制地圖和表格,學生只是聽講記筆記。在起草中,我翻閱過我所記筆記,由于和顧先生的指示以及寫作要求差距較大,很難配合。特別是顧先生在本書目錄開端緒論之后,列有“中國疆域沿革史已有的成績”一章,筆記中無此內容可資參考,而疆域沿革之學有其歷史淵源,歷代學人咸有撰著,非一朝一代史事,起草此章要遍覽前哲時賢的著述,我深感難于措手。這些情形,我皆曾坦率地向顧先生談過。顧先生鼓勵我從頭學起,而且給我一年多的時間,作為我在禹貢學會的工作。在這不很長的時間里,我只好埋頭苦讀,翻檢有關圖書。這使我能博覽和參考古今許多學者的著述和學說,不囿于一家之言。在苦讀中,時時得到顧先生的指點,又不時和當時在禹貢學會工作的韓儒林、童書業(yè)、張維華諸先生共同研討,使我得到不少進益。在起草工作中也曾征詢過諸先生的論點和意見,其中尤以童書業(yè)先生的為多,但都沒有注出他們的大名,因為都僅是口頭的談論,不是著作,無從為之注出??偟恼f來,全書的框架輪廓以及大綱目錄都有顧先生的指示,有規(guī)矩可依,所謂起草工作只是就章節(jié)題目做文章,看起來似乎不會很費力,但實際做起來卻非常吃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已有的成績”一章外,由于這本書以論述歷代疆域變遷為主,舊日所謂正史大都有《地理志》或《郡國志》,就是有缺的,后來也有人為之補撰,可以據(jù)以論述,不過有些志中也還有若干問題,前代學人于此都有論述,這就不能不多事翻檢,博采眾議,斟酌取舍。又在此書撰寫之前,顧先生曾經著有《兩漢州制考》,對于《漢書·地理志》的訛誤有所校訂。既已創(chuàng)立規(guī)矩,就須一律踵行。再有疆域規(guī)劃時有變遷,歷年既久,其間自多增并損益,而改朝換代之后,改易更多,尤其是接近邊地各處,又時有盈虧。凡此種種,皆須一一董理,方不至有所訛誤。更為繁瑣的則為圖表的制定清繪。前代學人于此頗著功力,成果累累,但仍有不甚確切之處,需要考訂,而且要與現(xiàn)代地名對照,自不能不再下功夫,逐一為之查勘。因此,以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全書起草,極為緊張。但是經過這次鍛煉,使我能夠深入其中仔細鉆研,今日能夠稍有過進,確實是由顧先生諄諄的教導,為我奠定治學的基礎,這是我沒齒難忘的。此書自出版迄今已六十年,本來已是往事一宗,無煩再為道及?,F(xiàn)在商務印書館決定重印,因就回憶所及,略述當年起草過程,亦雪泥鴻爪的微意。當年顧先生承應撰著此書,如前所說,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凌,日甚一日,其時國力衰弱,難于阻遏強敵,故欲借此書以昭告國人,不使大好河山繼續(xù)淪陷?,F(xiàn)在國力日強,國運鼎盛,邊圉安謐,民康物阜,與六十年前迥然不同。顧先生在天之靈亦當為之欣慰無已也。